香港新聞網12月27日電 上周國家發改委發佈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下稱《前海總規》），持續引發熱議。其中，最受關注的莫過於首次被寫為戰略定位的“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引領區”，而“港澳”和“香港”字樣在全文出現頻率也分別高達88次和66次。

圖為深圳前海 來源：新華社

據《南方日報》報道，經過13年開發開放，前海已是當下深港合作最緊密區域，為何此次還要特別強調“融合發展”，其發展關鍵在哪裡？下一步前海該從哪些方面進行突破，當好“引領區”？

1.對港從“合作”到“融合”，前海正經歷什麼？

前海自誕生之日起就推動深港合作，累計推出惠港政策超200條以上，成為港人港企知曉率最高的內地區域。數據顯示，2022年，前海實際使用港資56.08億美元、增長3.4%，占深圳55.2%，2023年1-10月則為25.66億美元，擁有港資企業近萬家。

這種發展態勢下，《前海總規》將“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引領區”新增為前海新階段戰略定位，既與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相關，也與深港合作從1.0版昇級為2.0版有關。

與“合作”更傾向於共同或聯合作戰達到共同目的相比，“融合”在心理意義上指不同個體或不同群體在一定的碰撞或接觸之後，認知、情感或態度傾向融為一體。因此，早些年關於“深港融合”的表述較為鮮見。

在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的歷史大潮流下，香港調整了發展思路，主動與深圳融合發展。特別是今年以來，從國務院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到香港特首2023施政報告、香港特區政府發佈《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深港都已邁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發展、無法割舍的新階段。

另一方面，前海推進深港合作多年，在金融、法治、建築、財稅等多領域都做了突破性嘗試，但要實現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則從思維理念到制度創新都亟須有更高形態去推動。

“深港合作當前存在一個挑戰，就是市場主體仍然必須在“離岸”和“在岸”之間二選一。選擇來前海，沒有離岸的監管環境和開放的國際環境優勢，但是會有很多空間和資源優勢。目前前海做了很多探索，想把2選1變成1+1＞2，甚至＞3的優勢，這個探索是艱難的。”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肖耿說。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對此也有同感。“從深港‘合作’變為‘融合’對前海意義重大，因為‘合作’更多是物理移動意義上的合作，包括港資港企來深投資，港人來深消費等，側重人和物的跨境流動。而‘融合’則是要將前海打造成‘兩制’融合試驗區，讓其在一個特定區域叠加、融合，使深港從物理移動的合作變為化學反應式的合作，進而達到‘1+1＞2’的效果。”方舟認為，措辭的改變說明了前海在深港合作方面的戰略定位大大提升。

2.“深港深度融合發展”的關鍵在哪裡？

對於“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前海總規》提出“堅持依託香港、服務香港，加快推進規則機制一體化銜接、基礎設施一體化聯通、民生領域一體化融通，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為香港經濟發展進一步拓展空間”。

其關要就在於“一體化”。《前海總規》也提及，前海已具有率先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良好基礎，但同時也面臨制度創新系統集成不够、與香港銜接有待深化等問題。

“不止前海，整個大灣區發展最大的特點和難點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個法律體系。在要素的便利流動和規則對接方面，確實還存在很多堵點。”方舟認為，未來前海應在“人員往來、商品、資金、信息、數據、藥械、車輛”等方面實現七個“通”。

肖耿則以跨境業務為例，他認為這是灣區最強烈的需求。“很多大灣區企業的業務被卡住，往往都是卡在跨境資金、跨境人才、跨境信息數據的流通方面，因為如果完全按照內地合規要求，很多資金和信息無法動彈。前海雖然已經做了一些突破性探索，但可以進一步解放思想，在這些領域加大開放和融合。”肖耿說。

《前海總規》已注意到這些現實需求，在多領域推動“一體化”發展。比如，支持在前海工作、生活的香港居民以及在前海投資的香港商戶取得香港機動車臨時入境機動車號牌和行駛證後，通過深圳灣口岸多次駕駛機動車往返深港。

建設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平台，建立離岸柔性引才新機制。建立國際職業資格認可清單，推動符合條件具有港澳或國際職業資格的金融、稅務、規劃、文化、旅游等領域專業人才備案或註册後在前海提供服務。

推進與香港公立醫院在管理體制、醫療服務等領域合作，探索利用“長者醫療券”資助香港居民使用更多醫療服務；擴大香港病人跨境轉診服務定點醫療機構數量，優化港澳醫師短期行醫執業註册審批流程。

除繼續對符合條件的港企以及境外高端和緊缺人才繼續實施“雙15%”稅收優惠，對在前海工作的香港居民，其個人所得稅稅負超過香港稅負的部分也將予以免征等。

值得關注的是，《前海總規》列出的“2025年前海社會經濟發展目標”，也沒給出GDP等經濟指標目標，反而要求到2025年，前海在港澳提供跨境政務服務事項達400項，入駐港資企業達11000家，香港居民就業數10000人，境外專業人士備案執業人數1000人。

“這個方向是對的，這些指標本身就代表一種態度。前海是一個制度創新試驗區，并非要通過前海創造多少GDP或利潤。只有前海的制度創新可以讓河套、南沙或廣東其他地區借鑒，吸引到更多投資和港人就業，并讓他們創造價值、創造利潤，才是理想的。”肖耿說。

3.深港融合平台增多，前海如何當好“引領區”？

作為國家首個批複的深港合作區，在前海發展的13年間，廣州南沙和深圳河套地區也成為深港融合的重要平台。深港融合時代，前海如何做“引領區”？“不斷深化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專家的共識。

“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金融服務、知識產權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服務等很多方面的規則規制、標準管理都是世界領先的，是國際化的。我們一直在強調製度性開放、高水平開放以及和國際規則對接，跟香港規則對接，就是跟國際規則對接。”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認為，應對仔細梳理和整合香港規則，“以我為主、為我所用”。

普華永道中國區域經濟及金融業主管合夥人張立鈞注意到，在深港合作的重要領域“金融業”上，《前海總規》不僅延續了《前海方案》和“前海金融30條”等政策文件的基本原則及內容，還在深化金融業開放創新上提出多項細化措施。

比如，除養老險、航運險、信用保險外，還支持內地與香港保險機構合作開展機動車輛險及再保險等業務；深化外商投資股權投資企業（QFLP）、合格境內投資者境外投資（QDIE）試點,進一步拓寬居民跨境投資渠道；研究拓展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功能及試點銀行範圍等，為深港金融融合注入新動力。

對深港合作“最大公約數”的科技領域，著墨也明顯增多。

提出與香港共建技術轉移中心，支持香港數碼港等在前海設立分支機構，建立創業項目孵化培育聯動機制；探索建立“正面清單+事前備案”的管理機制，簡化研發設備、樣本樣品（特殊物品除外）進出口手續；探索建設深港設計中心，規劃建設“創新創意＋柔性製造＋中試服務”工業設計平台，加快大灣區工業大數據中心建設和工業互聯網創新中心等重大平台落地等。

“我們已與前海管理局、深圳市政府金融發展服務辦公室等主要單位建立夥伴關係，未來將開展規劃研究，探討位於前海對岸的流浮山建立新的創科設施。”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陳細明說。

在“硬件”方面，《前海總規》透露前海正在積極研究論證港深西部鐵路（洪水橋—前海）。根據《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該線路全長約18公里，由香港“屯馬線”洪水橋站附近出發，途經廈村和流浮山，跨越後海灣經深圳灣口岸接入前海，將提升深港西部跨境交通便利性。

同時，將探索創新直升機跨境直飛監管模式及飛行服務組織模式，提供便捷高效的深港跨境直升機服務；加快設立前海口岸，研究叠加航空（直升機）口岸功能，探索“一地兩檢”創新政策，強化水上交通銜接，構建陸海空客運服務網絡。

事實上，前海目前已有5條地鐵線無縫銜接換乘至香港，開通前海至香港直通跨境巴士；已有港澳醫師、稅務師等22類專業人士備案後即可執業；出台實施支持港澳青年前海就業創業發展“12條”措施，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孵化香港創業團隊599家，面向港澳青年累計發佈崗位6948個。

“《前海總規》深入到深港制度銜接、營商環境提升、人才招募培育、科創環境提高，以及生活服務、醫療配套等，幾乎全方位在推動深港融合發展，相信未來會有更多港澳居民來到前海定居，在這裡構建一個港澳居民新家園。”香港青年、創博匯基金董事長劉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