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李家超和本屆特區政府非常在意本港“搶人才”工作。有社會團體上個月曾進行了一項關於人才情況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透過“搶人才”計劃來港的人才當中，有78%的人已在港就業，還有22%的人“暫時未就業”。其中的“家庭收入”一項，68%的超過5萬元，32%的的超過10萬元，高於全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數（3萬元）。

有樂觀者認為，該項調查說明“搶人才”成效顯著，接近八成就業，且收入總體較高；有悲觀者認為，22%的人才“暫未就業”值得關注，香港的失業率保持在3%左右，幾乎是全民就業。人才“暫未就業”高達兩成，說明“搶人才”效果並不理想。

應該說，以上兩個看法都各有各的道理，兩種觀點的爭論，其實有利於查漏補缺，理清思路，推進“搶人才”大招向“留人才”實招轉變。

客觀看待“暫未就業”

22%的人才“暫未就業”，這個數字看起來驚人，尤其是與香港3%的失業率放在一起比較，更顯得突出。但應注意到，調查的時間是7月份，獲批來港的“高才通”人才絕大多數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6月份是畢業季，7月份剛到港領取簽證，由於來港時間很短，這部分人才“暫未就業”是正常現象。因此，不能簡單地把“暫未就業”與“失業”划等號。

儘管這個數字並不能準確反映真實的就業情況，但也應引起重視。特區政府推出“搶人才”的方向是對的，效果也很顯著。但應該看到，這輪“搶人才”有兩個背景：

其一，  政府“搶人才”有“應急背景”。眾所周知，2020年初疫情爆發後，本港出現了人才流失現象，到2022年末，，香港人口臨時數字為733.32萬人，跌至谷底。不僅高端人才流失，勞工也流失，為此，特區政府出台了“搶人才”和“引進外勞”的政策。既然有“應急”的成分，必然側重於“立馬見效”，而不拘泥於細節。

其二，人才“搶入港”有“從眾心理”。香港對內地人才、特別是年輕人有較強吸引力，主要體現在三點：首先，香港是國際化大都市，資訊發達，國際聯繫廣泛；其次，香港市場經濟成熟，職場文化與內地不同，不“拼爹”、不“內卷”、重實戰；再次，香港的社會福利好。一些人並未留意香港的經濟結構單一，自己所學的專業在香港的需求並不多，心想反正有兩年的“緩衝期”，抱著“先搶一個香港身份”的想法而來。

基於以上兩個背景，對“暫未就業”的情況須高度關注。如果“人才來得多、走得快”成為一種現象，將會減弱香港對人才的吸引力，對香港長遠發展也會造成負面影響。

“留人才”比“搶人才”更難

立法會7月16日發佈的最新文件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共收到逾32萬宗申請，近20萬宗獲批，超過13萬名人才已經抵港，同時帶來超過12萬名受養人。其中，抵港的“高才通”人才近5.7萬名，隨行家屬6.1萬人。來港人才主要從事金融、創新及資訊科技和商貿等行業，這些均是香港的核心產業。由此可見，“搶人才”的效果不錯。

但應看到，“留人才”遠比“搶人才”風霜雨雪、天荊地棘。在筆者看來，其“難”有三：

其一，難在行業興衰變化莫測。香港可提供的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金融、房地產和各類專業服務，全球經濟疫後恢復乏力，地緣政治衝突不斷，未來香港經濟的不確定性很大。如果來港人才長時間找不到心儀的崗位、獲得滿意的薪資，卻要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必然萌生去意。

其二，難在計劃與市場對接。政府“搶人才”的用意很好，不斷降低門檻，力求吸引更多高才、專才來港，但雇主用人則有嚴格的標準，且“惜崗如金”，若不能產生效益，不會多設一個崗位。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若政府所引之才，並非雇主急需，或雖然需要但薪資水平不高，必然導致兩種結果：一是人才屈就不適合自己的崗位，不能發揮應有作用；二是人才最終離開香港，另謀高就。

其三，難在配套服務。比如，來港人才的子女沒法到名校“插班”就讀。有來港人才表示，孩子若不能在香港讀名校，不如留在深圳的學校。這是無奈的選擇，也折射出“留人才”須在配套服務上下功夫，要讓人才“居港無憂”，還有許多深入細緻的工作需要做。

“搶”與“留”須“一盤棋”

筆者留意到，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設有人才服務辦公室，為來港人才提供各類服務，這說明政府早已考慮到“搶人才”與“留人才”的銜接。但若從更高層面看，還須從頂層設計上謀劃。具體來講，可以概括為：“一對標”“兩配套”。

其一，人才計劃與“兩高”對標。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這是對香港的一個新定位，實質上明確了香港引進人才的標準是“兩高”：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這是站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高度確定的，香港不僅要吸引自身發展需要的人才，更要為國家發展、特別是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吸引國際高端人才。對照“兩高”標準，香港至少在三個方面還有差距。一是人才來源地不夠廣泛，“搶人才”的九成來自內地，“國際性”不夠；二是“國際高端人才”的比重不大。“年薪250萬”是衡量高端人才的主要指標，但並非唯一指標，還應制定更詳盡的標準。同時，“年薪250萬”人才的總量不多。三是“集聚高地”的制度尚未形成。香港要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需要形成人才“引、育、用、留”的一系列制度，現在還未“開篇破題”。

其二，人才計劃要與產業規劃配套。香港正在打造“八大中心”；“八大中心”涵蓋了香港的重點產業，但這不是全部，香港應制定長遠的產業發展規劃，特別是因應國家“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大局，好好謀劃一番，香港應該如何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如何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如何佈局未來產業，有些產業可以與國家戰略對接。香港的人才計劃與產業規劃對接，配合產業發展。

其三，人才計劃要與社會服務規劃銜接。香港要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將帶來兩個變化：一是人才總量將大增加，二是人才對“港式生活”的要求將大提高。香港須對社會服務體系進行系統性地規劃。比如，學校、醫院、康樂設施、社會救助的數量要增加、等級要提升、服務水平要改善。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香港2024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致辭中指出：“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

夏寶龍的這段話給人以醍醐灌頂之感。就 “搶人才”而言，不能簡單地“一搶了之”，重點還在於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激活人才潛能。因此，香港需要從長計議！

（本文作者爲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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