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至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這三個國家各自對中國都有特殊的重要性。這是習主席五年來再次踏足歐洲。毫無疑問，習主席歐洲此行的戰略意義和象徵意義重大。從戰略角度而言，習主席此行將有助於消弭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一些矛盾、分歧和誤解，以及加強中國與歐洲的合作關係。從象徵意義來說，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匈建交75周年、和美國轟炸中國駐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大使館25周年。無論從戰略或者象徵意義出發，習主席此行是要凸顯中歐關係密不可分，有需要加強互信和合作，不應該讓第三方勢力挑撥、離間和破壞。

然而，毫不意外地，部分美國和歐洲對中國敵視的政客和專家對習近平主席此行心情忐忑，傾向從偏頗視覺看待。這些人一方面憂慮在德國和法國聯手推動下，中歐關係有所改善，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則有所減少。另方面，他們卻認定習主席此行表示中國急迫要減少歐洲對中國的敵意，避免歐洲和美國進一步聯手遏制中國。因此，他們認為此時中國比歐洲更需要對方，中國必須盡力“贏回歐洲”，中國因而在中歐關係上處於弱勢和被動。更有一些人認為，此行的目的是要分化歐洲和美國。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這樣說：“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中國領導人選擇的三站是完全合理的。出於戰略和經濟原因，中國迫切希望破壞北約和歐盟的團結。習主席正在訪問的三個國家都被視為打開西方裂痕的潛在槓桿。”

在一定程度上，歐洲對中國確實存有疑慮和擔憂。歐盟一方面積極與中國建立緊密的經貿聯繫，但另方面則覺得中國的崛起對歐洲的安全和經濟帶來“威脅”。正因如此，2019年開始歐盟把中國同時定義為合作夥伴（partner for cooperation）、經濟競爭者（economic competitor）和系統性對手（systemic rival）。

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不滿中國沒有“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反而認同了俄羅斯對俄烏衝突的敘事，並且與俄羅斯發展更緊密的經貿和能源合作，從而強化了俄羅斯的作戰能力和韌性。歐洲對中國的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尤其是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向歐洲大量出口並衝擊歐洲的製造業感到擔憂和恐懼。歐洲又認為其企業和產品比如干邑和化妝品在中國沒有得到公平的競爭環境。更具破壞性的，是美國為了不讓歐洲和中國走得太近竭盡全力不斷分化歐洲與中國的關係。

中歐經貿互利共贏優勢互補

俄烏衝突發生後，歐洲對美國在安全上的依賴更深，從而歐洲在與中國開展合作時遇到更多來自美國的阻撓。誠然，歐洲的文化和價值觀與中國存在差異，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有分歧，對中歐關係的發展確實帶來一定的困擾。不過，由於歐洲並沒有稱霸世界的野心，其向中國出口西方信仰的意圖比美國要低得多，加上歐洲沒有強大誘因要不惜一切遏制中國的崛起，因此中歐基本上仍可用較理性和務實的態度開展彼此的關係。長期以來，中歐之間的經貿往來本質上是一種互利共贏、優勢互補的良好關係。縱然有着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分歧，中國和歐洲都需要對方。

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主席此次到歐洲三國的國事訪問並非是中國單方面有求於歐洲，而是在彼此需要對方的情況下雙方破除障礙、化解困難和加強合作。在中國而言，當然不希望歐洲與美國一道遏制中國的崛起、為中國企業在歐洲的營運和發展施加不公平和不合理的限制、向中國的工業產品特別是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大加關稅和利用不存在的“產能過剩”和“人權問題”敲打中國。相反，中國從戰略高度希望與歐洲開拓更廣泛和深入的經濟、貿易、文化、科技、投資、基建、氣候和安全合作，也希望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更希望在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正在崩塌之際與歐洲共同探索新的國際秩序的構建。

另方面，我認為在當前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下，歐洲也有巨大誘因強化與中國的合作。

在經濟層面，俄烏衝突沉重打擊了歐洲的經濟。俄烏衝突的成因主要是美國為了強化其在歐洲的霸權，在部分歐洲國家的反對和有所保留的情況下悍然推動北約的東擴。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國家在安全問題上不得不全面倒向美國，並聯同美國對俄羅斯施加“極限”制裁和大幅降低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不過，如此一來，歐洲的經濟遭受重創，而美國則乘機渾水摸魚，比如以高價向歐洲出售液體天然氣和拉攏歐洲企業到美國投資，然而卻又同時對出口到美國的歐洲產品設置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壁壘。

德國素來是歐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其所蒙受的經濟損失也極為嚴重。來自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的蘇達大衛─威爾普（Sudha David-Wilp）和雅各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2024年3月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2023年，德國經濟萎縮0.3%。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警告未來情況將會是『驚濤駭浪』不斷，並預測該國2024年的增長率將僅為0.2%。”

處於嚴重經濟困難的歐洲各國，自然希望加強與中國在經貿上的聯繫來推動經濟增長和提升競爭力。以此之故，歐洲的領導人反對在經貿上與中國“脫鈎”，反而選相對較溫和的“去風險”一詞來描述歐洲與中國的“摩擦與合作”共存的經貿關係。這方面德國尤其積極進取。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在中德兩國慶祝建交50周年之際明確表示，與中國脫鈎將是錯誤的道路。今年4月，朔爾茨更率領一個龐大的經貿代表團出訪中國，謀求與中國加強多領域的經貿合作。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專欄作者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語帶嘲諷地說：“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剛剛結束了一次在語氣和實質上都更加傾向尋求與對方和解的中國之行，這種做法讓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都面臨着被忽視的風險。”他更警告說：“正如中國媒體的熱烈報道所顯示的那樣，朔爾茨此行是向北京長期以來尋求分裂歐洲人以及與美國的做法送上的禮物。這種分歧在貿易問題上非常明顯。”

無論那些對中國深存偏見和敵意的人如何冷嘲熱諷和惡意抨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儘管有着各種顧慮、不滿和猶豫，歐洲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都力圖與中國開展更多的經貿合作。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振、國際貿易萎縮、市場碎片化、保護主義抬頭和“去全球化”肆虐的大環境下，歐洲各國在經貿上自然不能拒中國於門外。

在政治層面，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都對歐洲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尤其是前者。俄羅斯在俄烏衝突中的優勢越來越明顯。烏克蘭不單沒有奪回被俄羅斯佔領的東部地區，甚至有可能因為無法戰鬥下去而丟失更多土地。對歐洲的領導人來說，作為俄烏衝突的“勝利者”，俄羅斯日後對歐洲的“威脅”會更為嚴峻。歐洲和美國對一場打不贏但卻又要無止境地投入資源的戰爭越來越興致索然，兩地民眾對繼續援助烏克蘭的態度也愈趨冷淡。

近期以來，要求烏克蘭以“土地換和平”來結束衝突的聲音甚囂塵上。不少歐洲人對美國在俄烏衝突的立場感到迷惘。有人認為美國不會讓衝突結束，導致歐洲要付出更大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代價。有人估計美國很快會從俄烏衝突中抽身而出，特別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而歐洲則繼續陷入泥潭之中而無法自拔。

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提出北約出兵防衛烏克蘭，遭到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批評。對此，我的看法是馬克龍的目的其實是要向美國施壓，阻止它單方面放棄對烏克蘭的支援，但同時又害怕烏克蘭在俄烏衝突中輸得太慘。無論如何，盡快結束俄烏衝突已成為了歐洲各國的“共識”。

在尋求歐洲恢復和平的過程中，歐洲的領導人相信中國應該可以擔當積極角色，更希望中國能夠在俄烏之間和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發揮調停作用。

從更高的戰略層面看，越來越多歐洲政治精英認為國際格局已經發生了巨變，美國霸權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無以為繼，而當前世界政治和經濟正處於混亂和失序的局面。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何塞普．博雷爾（Josep Borrell）承認：“西方主導的時代確實已經徹底結束。”他警告說，歐盟絕不能將世界分成“西方與其他國家”，因為“『全球南方』中的許多人指責我們『雙重標準』。”

法國總統馬克龍對國際失序的現象感觸尤甚。他在今年5月接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訪問，以極為暗淡的態度對圍繞着歐洲的各種威脅作出分析。他感嘆：“歐洲作為安全之地、繁榮和自由民主秩序的保障者的生存受到威脅。”“為了從長遠來看支持歐洲，馬克龍正在醞釀建立一個新的具有約束力的歐洲安全『框架』。”“在他看來，美國不會永遠支持歐洲。歐洲大陸別無選擇。”“這項分析的基礎是觀察到沒有其他人再遵守規則了。舊秩序已被打破。目前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它。”

防範“新冷戰”符合歐洲利益

其實，博雷爾和馬克龍的觀點在歐洲政治精英中頗為普遍，但甚少人願意宣之於口。從他們的角度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正在崩塌，不可能通過小修小補恢復過來。世界各國特別是那些大國必須通過商議和談判來建構一個各方面能夠擁護的新國際秩序。美國顯然不會同意以新國際秩序取代其現在主導的國際秩序。如果歐洲繼續以美國馬首是瞻，則歐洲便不但失去了參與和塑造新國際秩序建設的機會，更會因為與中國和俄羅斯劇烈對抗而要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因此，擺脫美國的牽制，爭取“戰略自主”和“戰略主動”便是捍衛歐洲利益的唯一出路。

事實上，雖然明知美國不高興，馬克龍還是不止一次提到歐洲要取得“戰略自主”。在構思新國際秩序過程中，強大的中國絕對不可缺席，而歐洲亦顯然有意與中國對此開展對話。法國從來都不願意對美國唯唯諾諾，而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歐洲與中國以及美國和中國的“橋樑”、“平衡”或者“緩衝”角色將會有助於提升法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歐洲各國尤其不願意看到中國或俄羅斯進行對歐洲不利的“過度”緊密的戰略合作。

總而言之，在當前動盪不安的國際大環境下，習近平主席此次出訪歐洲三國並明確提出中國對當前重大政治、經濟和安全等議題的立場和主張，特別是在強調歐洲和中國彼此需要對方和提升彼此的戰略互信，防範“新冷戰”、“集團對抗”和“脫鈎斷鏈”和盡快恢復中東和平等方面。在加強雙方在經貿、金融、科技、安全、氣候和文化合作等方面，習主席此行也取得了不少具體成果，為日後中歐戰略合作的不斷推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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