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條例已於3月23日刊憲生效，該條例和香港國安法共同構築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維護國安港安，纏繞了香港近27年的23條立法問題終於解決，香港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力以赴拚經濟、謀發展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今年全國兩會在港澳政協委員聯組會上說，香港拚經濟謀發展、香港為內地高質量發展抓機遇作貢獻、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作為善作為，不能總是說，要有具體行動、實際行動。

按照丁薛祥副總理的要求，下一步，香港如何拚經濟？香港社會應理清思路，找準主攻方向，大步向前推進。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片）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能丟失

近日，香港工商界的“旗手”、長實集團主席李澤鉅在年度業績傳媒問答會上表示，近年來香港人“好辛苦”，經歷“一浪接一浪”的“壓力測試”，包括2019年社會事件、新冠疫情，以及現在的經濟困難，如何應對要看政府。李澤鉅續指出，香港一定要保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強調，多年來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地位是來得不易，“千祈千祈唔好失去呢個地位”。

“李澤鉅之憂”是香港拚經濟的焦點之一。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確實來之不易，經過了幾代人打拚，絕不能在我們這代人手裏丟失！如何保住並不斷做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首先應分析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

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全球幾大金融中心背後都有龐大的實體經濟做支撐。紐約金融中心的背後是北美市場；倫敦金融中心的背後是歐洲市場；新加坡金融中心的背後是東盟，再加上新加坡作為“馬六甲海峽咽喉”的優勢，形成了以港口貿易帶動金融業的態勢。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一是得益於中國內地的超大規模市場。據統計，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的市值，佔香港總市值超過七成，香港也是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二是得益於香港的“自由港”政策。香港貨幣自由兌換、自由進出，建立了嚴密的金融監管制度，這使香港的金融環境“自由且安全”。於是，許多外國企業習慣於把生產線和營銷中心設在內地，把資金放在香港的銀行，香港也因此成為財富管理中心。

疫情過後，全球經濟復甦不及預期，香港金融市場遇到不少困難，但內地超大規模市場和香港“自由港”的優勢都沒有變。這兩點是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決定性因素，根基穩定，地位無憂！對此，香港社會要有信心。

那麼，變化了的因素是什麼呢？是美西方的政客加緊推動與中國“脫鈎斷鏈”，或美其名曰“去風險”。他們基於遏制中國崛起的心理，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迫使許多企業放棄對華業務。以政治邏輯處理經濟問題，這條路最終是走不通的。

近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4年年會在北京舉行，數百位來自國際組織、跨國企業負責人參加會議。美國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Tim Cook）面對記者追問時興奮地說“我愛中國，也愛中國人”。與庫克一樣，許多外賓毫不吝於表達對中國市場活力的認可，他們的企業在中國或增資擴產，或加碼布局，都在搶抓中國機遇。

顯然，以庫克為代表的企業家並未“政治上腦”，而是以“經濟頭腦思考經濟問題”。李澤鉅在此關鍵之時提出“香港要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代表了香港工商界的普遍呼聲和期盼。香港社會應增強與歐美企業的黏性，向他們解說維護國家安全並不會傷及營商環境，吸引他們繼續來港投資興業，相信有眼光的企業家不會放棄香港。

此外，還應看到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化。2023年，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如下：美國2.5%，日本1.9%，歐羅區0.5%；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如下：印度7.7%，中國5.2%，越南、印度尼西亞兩國都增長5.05%。“西方不亮東方亮”。在歐美對我不利的情況下，香港應積極開拓東盟等新興市場，做大國際金融中心的大盤。

發展新質生產力須加快行動

近日，由恒地聯席主席李家傑家族辦公室“賦生資本”孵化的賽昉科技（StarFive）以及中華煤氣，各自與超聚變數字技術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推動香港半導體自主研發生產。賽昉科技將在香港設立芯片實驗室，致力開發“塞拉利昂”芯片及將之產業化。

筆者與李家傑先生十分熟悉，他不僅是全國政協常委、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還是擁有62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特邀香港界別第54組的三位召集人之一。每次聽他召集會議或發言，很有政治智慧。這位“賦生資本創始人”表示，期望透過基於“塞拉利昂”芯片的算力解決方案及服務，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先行者及成功典範。李家傑指出，今年全國兩會提出“新質生產力”，這次合作加深了中港數字經濟融合發展，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亦助推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和國家科技自立自強。

“李家傑之舉”是香港拚經濟的亮點之一。其實，香港企業家都應響應“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及早布局未來產業。

一方面，應抓緊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香港在一些領域具有很強的科研能力，處於全球“領跑”“並跑”的位置，這是優勢之一；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為科研成果轉化提供金融支持，這是優勢之二；香港擁有一批實力雄厚的大企業，這些企業大都長期深耕地產、零售、物流等傳統產業，急需產業升級，這是優勢之三。政府應出台鼓勵政策，因勢利導；企業應主動作為，進軍“新賽道”。

另一方面，香港應加強與內地產業對接。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要做好三篇文章：新製造、新業態、新服務。內地的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是世界一流的製造業基地，發展“新製造”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內地互聯網經濟發達，中央政府鼓勵發展“人工智能+”，未來將會出現很多新業態。香港的優勢是現代服務業，香港在金融、貿易、航運、國際仲裁、知識產權交易等方面優勢明顯，應聚焦內地的“新製造”“新業態”提供“新服務”，與內地攜手做大“新質生產力”的盤子。

聚焦“通”字謀發展不鬆勁

國安條例生效不久，香港的“盛事經濟”又是好戲連台。在行政長官李家超的不懈推動下，包括全球投資峰會、裕澤香江論壇、《財富》創新論壇、“香港國際文化高峰論壇2024”等，都會在香港登場亮相。據悉，今年上半年的“國際盛世”就有80多項。

李家超把打造“盛事經濟”作為振興香港經濟的重要舉措。他多次表示，希望推動盛事經濟，吸引更多旅客訪港，將“人氣”變“財氣”，讓市民共享發展紅利，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城市的地位。

“李家超之謀”是香港拚經濟的突破點之一。香港的明顯優勢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香港拚經濟、謀發展應始終盯住一個“通”字做文章，從“軟聯通”和“硬聯通”兩處發力，把香港打造成“國際樞紐”。這就是李家超的“超人”之處。

“盛事經濟”可以提升香港的國際影響力，屬於“軟聯通”的範疇。李家超還特別重視“硬聯通”，去年以來，他帶領特區政府官員數度拜訪國家部委，與廣東省對接，推動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硬聯通”。

應該看到，“聯通”的潛力很大。以航空業為例，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粵港澳三地機場客運量累計約1.8億人次。其中，香港機場客運量達3950萬人次。去年底“經珠港飛”政策實施，從內地出發經港珠澳大橋前往香港國際機場的旅客，毋須辦理香港入出境手續，便能陸路直達香港機場。去年4月，“東莞—香港國際空港中心”啟用，這有利於香港與大灣區內各個城市建立貨物流轉新機制。今年，隨着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系統投入運作，香港打造國際航空樞紐更具有利條件。

國安條例順利通過後的第二天，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就在深圳分別聽取了行政長官李家超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滙報，鼓勵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下，要全力以赴拚經濟、謀發展，傳遞了習主席和黨中央對香港特區的關心與厚望。

“李澤鉅之憂”、“李家傑之舉”、“李家超之謀”，令人看到了香港拚經濟、謀發展的方向和重點，香港社會應滙聚智慧和力量，於變局中謀未來，在世界經濟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下決心開闢一片新天地！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