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來，西方和香港的一些專家學者不約而同發出“唱衰”香港經濟前景的言論，引起了中央、內地和香港各界的高度關注，特別是由於香港當前正面對經濟發展乏力、資產價格下降、傳統產業競爭力不足、新興產業仍在起步階段和政府財政問題嚴峻之際。部分人傾向從陰謀論角度解讀那些言論，認為它們是內外敵對勢力用以打擊中國和香港的政治手段，目的是要慫慂企業、資金和人才從內地和香港撤走，破壞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削弱香港對國家的經濟價值以及把香港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的棋子。

其中，摩根史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在2月12日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發表一篇題為“我沉痛地說香港已經玩完”（“It Pains Me to Say that Hong Kong Is Over”）的文章較具代表性也引發較多爭議，原因是羅奇長期以來被視為是對中國和香港經濟前景的“好友”，甚至認為中國比美國更有能力和更快調整其發展方式，但現今卻突然反過來持悲觀態度，令不少人不明所以。羅奇的解釋是，香港在中央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家安全法後已經失去高度自治、中國的經濟由於面對重大結構性難題而發展乏力、而中美鬥爭又促使不少香港在亞洲的貿易夥伴因為要站邊美國而疏遠香港。

其實，在這些對香港經濟前景悲觀評估的背後，是對香港的新發展戰略的不認同和不看好。持那些觀點的人顯然相信香港在“背離”過去那條在意識形態和實際上依賴西方的發展道路後將會一蹶不振。然而，香港之所以要改變其發展戰略，絕對不是隨意妄為之舉，而是在新的國際、國家和香港本身的形勢下的最理性、最合適和非不得已的戰略選擇。

21世紀初開始，美國徹底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由對話和合作轉為遏制和對抗。美西方不再相信香港可以變成“顛覆基地”並促使中國實現“和平演變”，反而成為了協助中國崛起的“幫兇”。自此之後，美西方越來越積極插手香港事務，並連同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不斷破壞香港的管治和穩定，最終演化為2019-2020年的大型暴亂。在強大的內外敵對勢力的夾擊下，香港本身缺乏扭轉亂局的能力。假如中央不出手並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香港的管治和穩定必將崩塌，而“一國兩制”亦將無以為繼。因此，香港國安法是確保香港仍然能夠維持繁榮、穩定、發展和“一國兩制”的必然舉措。

美無法切斷香港經貿聯繫

事實上，由始至終，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央才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第一責任人”，而中央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與維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可以並行不悖，因此不能說中央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後香港便失去了高度自治，反而香港的高度自治因為香港不再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後更加鞏固，而“一國兩制”亦將能行穩致遠。

進一步說，所有發達經濟體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而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律相對而言其實也不算嚴厲，因此認為香港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會損害香港的經濟的提法有欠公允。

然而，美西方對香港國安法恨之入骨，原因是該法，尤其是其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 effect）讓外部勢力再難在香港策動“顏色革命”或者把香港變成“顛覆基地”。自從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美西方變本加厲對香港實施制裁和打壓，包括散播污衊香港國際聲譽的信息和言論、鼓勵和恫嚇資金和人才從香港撤出、並不斷對香港作出恐嚇和威脅，其明顯意圖是要壓縮香港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空間，從而進一步削弱香港對中國的價值，最好是把香港變成中國的負累和軟肋。

不過，迄今為止，美西方尚未能夠以強大的威逼利誘的手段迫使香港周邊的經濟和貿易夥伴減少或者切斷與香港的經貿聯繫，而香港的貿易夥伴也沒有跡象打算這樣做。他們不願意在中美之間倒向其中一方，從而保留其戰略自主性和維護自身利益。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以及進入中國內地的重要通道，香港的利益與其經貿夥伴的利益不但難以隔斷，反而越來越密切。香港的貿易夥伴對香港申請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一事上甚為支持，充分表明它們與香港和中國維持緊密經貿關係的意向和決心。因此，對香港會失去其亞洲的經貿夥伴的擔憂如果不是危言聳聽，便應該是杞人憂天。

香港從來沒有打算要弱化與美西方的金融和經貿關係。在美西方的遏制和打擊下，香港仍然希望盡量保持甚至強化這種關係，但在美西方敵意重重下，彼此的關係難免會受到損害。不過，更為重要的，是美西方自己也陷入經濟疲弱的情況，但同時卻不斷實行貿易、金融和科技保護主義，而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浪潮又此起彼落，所以就算美西方停止打壓香港，它們能夠提供給香港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機遇也只會越來越減少。因此，香港勢難如過去般依賴美西方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石，必須大力開拓新的、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而內地和非西方世界對香港的發展的重要性乃是不言而喻的。

近年來，越來越多香港的政治領袖、政府官員、工商和社會翹楚乃至普羅大眾對開拓新的發展空間的共識越來越強、內容越來越具體，而對此的迫切性也越來越大。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決心更積極地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並以此為切入點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他們正在積極推動香港與中東和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為香港的金融、航運、貿易和專業服務開闢更廣闊的市場。這些新興市場將為香港注入新的發展動力，從而彌補了來自美西方的發展機遇的減退。

為了加強香港的發展動能，特區政府正逐步擺脫長期以來束縛政府經濟職能的過時思維，尤其是那套源自“殖民地”管治時期的“積極不干預”或“小政府、大市場”的被動管治理念。特區政府放棄了過去不扶持產業的政策，並在其能力範圍內推動、扶持和資助那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和有利於帶動傳統行業轉型升級的產業的冒起和發展。這些工作與開拓香港的新發展空間有密切關係，因為只有在能夠提供高端的商品和服務下香港才能吸引內地和海外的企業和機構建立更密切的經貿聯繫，從而讓香港得以提升其作為國際或區域經貿和服務樞紐的地位和角色。

當然，香港能否在新的發展戰略下取得成效，除了自己不斷的改革、創新和發展外，國家的經濟發展至為關鍵。只有在國家不斷發展的大環境下，香港的新發展戰略才有成功的可能。毫不驚訝地，那些“唱衰”香港的人同時也“唱衰”中國。他們認為中國的發展已經見頂、或者深陷“中產階級陷阱”之中而難以自拔，甚至有徹底崩潰的可能。那些人其實是重複一些陳腔濫調，認為中國如果不“重返”西方經濟發展模式和繼續堅持他們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的經濟“奇跡”最終將要煙消雲散。

然而，儘管面對不少困難，中國仍然堅持轉變其發展方式，突出內循環、創新科技和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性。事實上，中國的經濟近年來仍有不錯的增長，而那些科技含量極高並與其他產業聯繫密切的新型產業，比如新能源汽車和綠色產業的冒起和發展正在為中國的長遠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注入新的動力。

其實，國家和香港都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美西方打壓和全球經濟和政治動盪、去全球化和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重組的沉重衝擊，而香港更深受持續一年的暴亂摧殘。國家和香港在新的國際經濟格局下都必須實行新的經濟發展戰略。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段時間內，國家和香港都處於艱難的發展戰略轉變的過程之中，肯定要承受一段時間的痛苦和動盪，而美西方對國家和香港的發展又必然會橫加阻攔和破壞。

風物長宜放眼量

因此，國家和香港的經濟狀況出現一些短期困難和問題不足為奇，而這些短期困難和問題又難免會成為美西方專家“唱衰”中國和香港的“理據”。不過，“風物長宜放眼量”，把正在轉型轉軌中的中國和香港的短暫困難當作它們走向衰敗或崩潰的跡象有欠公允。我個人相信，既然國家和香港在新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形勢下都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發展戰略，那麼也只能以“背水一戰”的決心和毅力踏上新征途和開創新局面，而國家和香港對新發展戰略有利的因素其實也多不勝數，特別是全球南方的崛起和歐亞大陸經濟體的形成。現在對中國和香港的前景下結論未免言之過早。

我反而傾向相信現在那些“唱衰”中國和香港的“專家”最終都會與過往類似的專家一樣再次成為人們的笑柄，而他們之所以如此冥頑不靈，無非是因為他們迄今仍然篤信西方的發展模式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而已。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