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草案》）。《草案》表明中央將以法治方式推動和保障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

《草案》第二條列舉了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目標：“國家在全體人民中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培育和增進對中華民族和偉大祖國的情感，傳承民族精神、增強國家觀念，壯大和團結一切愛國力量，使愛國主義成為全體人民的堅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覺行動。”尤其重要的是第三條的規定：“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相統一，以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為着力點，把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國民族偉大復興作為鮮明主題。”

鑒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而且實際情況和條件與內地差異甚大，所以香港在達到愛國主義教育的目標時中央將會採取適合香港獨特環境的政策和措施來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採取措施開展歷史文化教育和國情教育，增強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對國家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其實，早在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已經決定要“加強對香港、澳門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香港、澳門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確保香港、澳門長治久安。”

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上的報告中提出要“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港澳同胞的愛國精神，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堅決打擊反中亂港亂澳勢力，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2023年7月24日，習近平主席給香港培僑中學高一年級全體學生的回信中表示：“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廣大香港同胞素有愛國愛港光榮傳統，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

毫無疑問，愛國主義教育關係到“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國家安全的維護、“愛國者治港”的體現、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推進。

長期以來，“愛國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在香港都不是常見的詞語。在部分香港居民特別是反對勢力眼中，它們所謂的“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經過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奮鬥才建立起來，所以“愛國”也必然包含了“愛黨”的意思。由於歷史原因，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着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牴觸或逆反情緒，所以在反對勢力的煽惑和詆毀下，“愛國主義教育”無從提起，就連“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也因為被“污名化”而舉步維艱。2012年，香港特區政府計劃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反對勢力則乘機策動“抗爭”行動，導致有關計劃被無限期擱置，而是否和如何推行“國民教育”則由各學校自行決定。

推行的主客觀條件已成熟

“國民教育”之所以在香港推展困難，其實與香港過去的“殖民地”歷史有密切關係。在我2020年出版的《思考“一國兩制”的未來》一書中指出，“在殖民管治下，香港人的國家概念和民族意識難有充分發展的空間。英國人特別忌憚中國內地洶湧的民族主義對其在香港管治的影響。”“英國人在香港對傳統中華文化並不抗拒，但從維護殖民管治角度出發，卻長期刻意以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手段灌輸香港人對中國內地和中國共產黨的負面態度和對中華文明的輕視，‘親英’精英、公務員和年輕一輩所受影響尤其顯著。”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不希望在香港引起衝突和不安，特別是不希望在國際上引起對中央落實“一國兩制”的質疑，所以沒有在香港搞意識形態的“去殖民化”和推動“國民教育”。我在2015年出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一書中指出，“在‘去殖民化’缺位的情況下，香港人對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因由、對香港歷史的變遷、對中國與香港的複雜關係、對香港歷史與中國歷史的相互交織、對影響香港發展的成敗得失的因素、對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本質、對現代和當代中國歷史、對香港與中國乃‘命運共同體’、對社會主義中國、對內地同胞、對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責任、對香港社會蘊藏着的大量華夏文化傳統與華人社會‘基因’等問題都缺乏足夠的認識、了解和反思。”

過去幾年，中央主動出手撥亂反正，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將反中亂港分子和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從香港的管治架構驅逐出去，和基本上建立了“愛國者治港”的格局。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反對勢力和其支持者再難在香港社會策動政治鬥爭，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因而得以較積極和有效地在學校和社會逐步推行各種與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有關的政策、措施和活動。

儘管部分香港居民對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在思想和感情上仍有一些疑慮和抗拒，但相比以前已經有明顯減少，而訴諸於“抗爭”行動的人則絕無僅有。與此同時，香港又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道路上闊步前進。所以，當前推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主客觀條件已經基本上具備。

無論是對中央、香港特區政府乃至愛國愛港力量而言，相對於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如何有效推進“愛國主義教育”更具挑戰性，特別是在如何達至“堅持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有機統一”上。我認為，要穩妥推進“愛國主義教育”，除了在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學生和社會各界對國家的發展方式、中央的大政方針、內地的情況、國家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和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的認識外，有需要強化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知和認同。

長期以來，在反共反華勢力的挑唆和詆毀下，“中國共產黨”一詞被部分香港居民視為“政治敏感”詞語，“愛國”則往往被解釋為愛“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地理中國”或“民族中國”而非實際上存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西方的“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體制乃至香港的“資本主義”則經常被一些人吹捧為比“社會主義”優越。這些方面的錯誤認知都是妨礙“愛國主義教育”推行的重要因素。

成功落實的四個衡量標準

此外，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管治”在部分香港居民尤其在社會精英當中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自卑感”、“崇洋媚外”和“揚西抑中”扭曲心態，這種心態肯定妨礙愛國情懷的孕育，而“愛國主義教育”的要旨正是要改變這種心態並顯著提升香港居民對國家和民族的信心和自豪感。

對香港而言，成功的“愛國主義教育”的量度標準應該是香港居民是否認同、尊重和信任中國共產黨，他們是否以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榮並願意承擔對國家的責任，他們是否同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最有利於中國發展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制度，以及他們是否明白到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所取得的發展成就絕對不能只“歸功”於英國“殖民管治”。

就提升香港居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尊重和信任而言，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的工作重點是向香港居民大力和全面介紹和講解中國共產黨在建設統一、獨立、富強、幸福、團結、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的過程中的豐功偉績，以及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享有的崇高國際地位和巨大影響力，並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那個對香港絕對有利的“一國兩制”方針的開創者、發展者和捍衛者。

就推動香港居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榮並願意承擔對國家的責任而言，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的工作重點是要講述國家在各方面包括經濟、科技、軍事、扶貧、外交等多方面的舉世矚目成就，指出國家在崛起過程中所遇到的來自美西方的遏制和威脅，講明香港既是美西方打壓的對象也是美西方用來危害國家安全的棋子，以及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既是香港居民的責任也是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所在。

就推動香港居民同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最有利於中國發展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制度而言，最佳的切入點是臚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多方面的優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關係、介紹眾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推崇和借鏡、過去其他發展模式在中國的失敗經驗、突出西方發展模式的缺失和崩壞和介紹那些採納西方發展模式的發展中國家的失敗經驗。

就糾正香港居民對“殖民管治”的認知缺失而言，主要可以點出在“殖民地”長期存在的種族歧視、高壓統治、社會分化、缺乏人文關懷和政策短視等現象，指出香港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化離不開本地和來自內地的華商和華人工業家的努力，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和關愛對香港“經濟奇跡”的貢獻，用“東江之水越山來”和“三趟快車”作為中央政府關愛香港居民的最佳實例，而國家改革開放後為香港發展和產業提升所帶來的機遇和動力更值得大書特書。當香港居民了解到國家和中國人在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所取得的發展成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後，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的信心和信任將會有所提升。

總而言之，推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核心目標，是要讓香港居民感受到在新時代和新形勢下自己與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了命運共同體，從而產生濃烈的休戚與共的情感。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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