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共中央港澳辦新班子集體亮相，這標誌着依照《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設置的中央港澳辦正式開始運作。這是港澳兩個特區回歸以來，中央港澳工作機構最大的一次變革，預示着港澳工作將在今後會有系統性、整體性的大變化。

香港社會非常關心改革後的港澳工作機構的3項重點：一是副主席夏寶龍是否出任新機構的一把手；二是新機構領導班子有哪些成員；三是新機構承擔哪些職責。當國務院港澳辦7月11日第一時間公布了新機構領導班子在夏寶龍主持下，召開第一次會議的新聞稿和新班子“全家福”照片發布後，普遍拍手稱好。

按照《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央港澳辦承擔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依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的職責。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機構曾是“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從“協調”到“領導”兩字之變，是一個重要變革；但相比之下，中共中央港澳辦的職責更重大、更全面。那麼，為甚麼中央港澳辦承擔這6項職責呢？我們應該站在全局的高度分析。

圖源：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徹底理順“一國兩制”邏輯

“一國兩制”是一項偉大創舉，前無古人。正因為如此，當“一國兩制”在香港最先實行的時候，誰也無法預知在實踐過程中會發生甚麼。

果然，香港回歸後，部分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與中央不同，與“一國兩制”的初衷相悖。在某些人看來，香港和國家的關係是打工仔和老闆的關係：以前，香港的老闆是英國；回歸後，香港的老闆是中國。這個認知的背後，隱藏這一個錯誤的邏輯：打工仔和老闆是僱傭關係，可互相“炒魷魚”。

香港屬於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與內地書同文、語同音、人同種。這決定了香港和內地是一家人，是有血緣關係的，決不可以互相“炒魷魚”。基於此，“一國”和“兩制”並非“平起平坐”的關係，“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如果不承認“一國”，就不可能有“兩制”，也就不可能有“香港特別行政區”。

以上道理並不複雜，但這個道理需要反覆講，如果香港不把這個道理講好，中央有權督促落實；如果有人公然挑戰“一國”原則，包括特區行政、立法、司法在內的管治團隊理應依法規管。

但令人遺憾的是，自2014年非法“佔中”起，香港有人不斷挑戰“一國”原則，立法會個別議員逐步露出了“港獨”的真面目，比如郭榮鏗、許智峯等人，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也沒有完全盡到依法規管的職責，以至於2019年發生的“修例風波”演變為一場“顏色革命”。

“修例風波”留給人們的教訓，是必須理順“一國兩制”的邏輯，而要理順這個邏輯，並將其體現在香港治理的各個環節之中，僅靠特區管治團隊的力量是不夠的。中央對港澳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當中包括“監督權”，因此，中央必須加強監督，而且監督必須常態化。

中央港澳辦6項職責中的4項（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依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實質上都是要理順“一國兩制”的邏輯，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這4項是中央港澳辦最重要的職責。

促使香港補上治理“短板”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香港回歸25周年慶典的講話中指出，“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務實有為、不負人民，把全社會特別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舉措破難而進，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讓每位市民都堅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夠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習主席的這段話針對性很強，字字千鈞，點出了香港治理的難點及痛點。回歸以來，香港治理總體上是成功的，但不容忽視香港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積累的深層次矛盾較多。這不是中央願意看到的，也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初衷，這是香港治理的“短板”。

實行“一國兩制”的目的是“保持港澳繁榮穩定”，“繁榮”並非表面上繁華無比，背後卻有大量貧窮家庭；不是少數人的富裕，大多數人生活質量“原地踏步”或持續下降。“穩定”需要社會各階層保持活力和信心，讓每個人都能從發展中獲得紅利。如果發展只讓少數人獲利，穩定的基礎就會動搖。從這個角度講，香港治理水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香港是一個奉行自由競爭原則的社會，有競爭才有活力，這是好的一面。但一個高度文明、發達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必需要有一條底綫，要讓最貧困的群體也要活得有尊嚴。香港至今還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和“籠屋”裏，這突破了底綫。因此，保障民生福祉非常重要。

雖然“保障民生福祉”屬於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情，但中央既然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也就有權督促香港把這個權力用好，同時也會調查研究香港保障民生福祉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支持香港破解這些難題。

中央港澳辦6大職責中有“保障民生福祉”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這說明，中央非常看重民生福祉，今後將會在這方面給予香港和澳門最大支持。

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件雙向受益的事情，一方面港澳發揮好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勢，可為國家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發揮獨特作用，港澳的作用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無法替代的，對國家來說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港澳兩地均是細小的經濟體，經不起風浪，且地域狹窄，發展空間受限，港澳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以破解自身的發展難題。

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具體工作涉及到中央部委、內地有關省份，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3地需要在很多方面突破體制機制障礙，進行大膽的創新，徹底解決“2種制度、3種貨幣、3個關稅區”的制度壁壘，促進創新要素快速流動。綜合來看，“融入”的難度其實很大，現在僅僅是開了個頭。

試想，難度如此之大的一項系統工程，如果沒有中央部門統籌協調，簡直不可想像。事事都由港澳特區政府與相關的中央部委對接、與相關省份對接，一個一個的跑，不知要跑多少路、耗費多少時間，工作效能難以提高。而且“融入”過程中涉及的許多問題，必須從中央層面做“頂層設計”，中央出台政策才能解決。賦予中央港澳辦“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的職責，很多工作就能落到實處。

今年4月，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來港考察調研時，走企業、進校園、看項目、問民生，與相關人士座談，聽取意見和建議，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如何推動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夏寶龍的香港之行，收集了很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回京後逐一梳理，進行分析研究，向中央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可以說新的港澳工作機構已經提前進入“角色”，彰顯責任擔當。

中央港澳辦的6項職責涵蓋了全面準確“一國兩制”方針的方方面面，體現出中央對港澳發展的高度重視。有中央港澳辦堅決有力地落實習主席和中央的決策部署、深入細緻地調研港澳實際情況、積極主動地統籌協調各地各部門支持港澳，必能為港澳兩個特區的繁榮穩定注入強大動力。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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