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港出現多起命案及暴力事件。6月2日，一患有精神病男子涉在人流量超高的荷里活商場持刀砍死兩名無辜女子。6月5日，一印度裔女子疑用枕頭悶死三個親生女兒。6月8日，在港鐵彩虹站外行人隧道，一女子遭到一持刀男子的襲擊，女子手臂、大腿及背部中刀受傷。6月9日，在黃大仙商場，一中年男子與一名16歲中學生發生糾紛，涉持餐刀、餐叉追著該中學生。

如果再往前追溯，今年3月29日，在元朗街頭發生一起命案，70歲社區工作人員被人當街砍死。這一切，令人對香港的治安倍感憂慮！

上周，行政長官李家超及多名高官均表示對慘劇感到非常傷心及難過。李家超呼籲大家同心協力，多關心身邊的親友，更要保護兒童，強調暴力不但不能解決問題，更會令問題增加和惡化。

那麼，香港命案及暴力事件發生多起，到底有哪些深層次問題值得人們關注和反思呢？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

情緒疏導是否時刻暢通？

據媒體報道，有鄰居表示，疑悶死三個女兒的印度籍女子平日行事較低調，加上言語不通，甚少與鄰舍溝通。疑兇丈夫曾經公開求助，結果石沉大海。香港并不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現象，但有可能是因為社區資源不足、服務不到位。犯罪往往在一念之間，如果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情緒疏導，可以避免悲劇的發生。命案發生後，也有不少市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社區沒有足够的溝通輔導服務，情緒受困時難以尋求適合的服務。

回顧過去數年，香港的基層治理漏洞很多。最大的問題是，地區組織的服務功能弱化。特別是在“泛政治化”的大背景下，區議會的重心變成了“搞政治運動”，熱心社區工作的人士愈來愈少，能够靜下心來調查研究地區治理問題的人更是寥寥無幾。最明顯的例子是去年第五波疫情暴發後，內地援港的大批物資堆積成山，卻不能及時送達市民手中，說明服務市民的鏈條出現斷裂。相比之下，本港的部分同鄉會行動迅捷，第一時間把抗疫物資送至同鄉手中。

地區治理是一個大課題，其中，社區服務涵蓋的內容也很多。比如，如何為殘障人士、少數族裔、單親家庭、失業者、居家長者等特殊群體更好地提供服務？由於這些人士往往心理脆弱，與他人交流較少，不僅需要給予他們看得見的物質上的服務，更需要給予看不見的精神上的關照，需要用“綉花工夫”做一番細緻工作。

本屆特區政府已經意識到地區治理薄弱，成立了十八區關愛隊，又準備重塑區議會，增強其服務功能，還強化地區民政專員的職責。這些施策重點都是對的，還需要更多熱心社區的人士主動參與配合。

生活壓力是否受到關注？

媒體報道稱，在港鐵彩虹站外的持刀砍人案，懷疑與商販解雇員工糾紛有關。而在元朗街頭發生的那起命案，懷疑是主謀人的店舖被指每夜“打牛丸”從凌晨1點至5點，嚴重擾民，屢遭投訴，被害者作為大樓的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曾上門交涉。還有，那個涉持餐刀、餐叉追趕中學生的中年男子，僅僅是因為用餐時發生小小糾紛，就大動肝火。

如果從單個案件來看，每一個都具有偶發性特點。但如果一個地方頻發命案和暴力事件，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則應該關注背後的深層次原因：為何有這麼多人情緒暴躁、走上極端？

有調查顯示，過去一年，被訪市民感到壓力最大的前三項分別是：“抗疫壓力”、“家庭經濟收入減少”、“照顧家庭有壓力”。可以說，壓力是引發情緒暴躁的主要因素之一。

疫情三年，普通市民生活得很不容易！香港的優勢在於聯通世界，疫情令香港與外界隔絕，旅游、零售、食肆、酒店、交通運輸等就業崗位較多的行業，遭受的打擊最嚴重。每一個工作崗位都聯繫著一個家庭的生計。在疫情頭一年兩年收入減少，許多家庭還撐得住，時間愈久，日子愈來愈艱難。

現在，疫情結束了，香港經濟逐步復常；但要完全恢復元氣，還有待時日，許多人的經濟壓力尚未緩解。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各階層面對的壓力不一樣，而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是底線。全社會都應該對基層市民的經濟壓力、心理壓力多多關注。

香港是否暴戾之氣太重？

暴力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只能使衝突的各方受到更大傷害。卻有人選擇了暴力手段，這是否說明一個社會暴戾之氣太重呢？

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法治文明、包容開放是香港的特點。香港也是一個商業社會，商業活動最講究協商、妥協。但這些年來，在“泛政治化”的背景下，香港社會形成共識的難度很大，“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的意識在一些人的頭腦裡佔了上風，“對抗思維”在一些群體中表現得非常明顯。2019年持續七個月的暴亂，香港社會的暴戾之氣達到了極點，用暴力手段表達訴求、解決問題，成了一種風氣，把香港搞得雞犬不寧、烏煙瘴氣。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整體上穩定了，那場“黑暴”也成為記憶；但“黑色記憶”難免會給一些人造成持久的負面影響，至今仍習慣於用暴力手段來處理矛盾糾紛。

社會風氣的形成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好風氣要形成非一朝一日之功，壞風氣要消弭也需要不短的時間。兇殺案和暴力事件多次發生的事實似乎在提醒我們，人們需要從心底裡徹底去除暴戾之氣，召回相互包容的和諧之氣，整個社會才能安寧。

疑悶死三個女兒的印度裔女子住在“劏房”，相信日子過得艱難。“狹窄空間”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壓抑和情緒暴躁，這也是誘發犯罪的諸多原因之一。

“劏房”和“籠屋”裡至今居住著20多萬人，這是香港的一大心病。其實，香港居民的居住條件整體上都不好，住房狹窄，城市道路狹窄，市民的活動空間狹窄。生活空間愈是狹窄，人與人之間愈容易發生糾紛，也容易情緒煩躁。過往，每到“黃金周”，內地游客蜂擁而至，香港的街巷變得擁擠不堪，許多市民心生抱怨，正是因為生活空間更狹窄了。

底層民眾能否看到希望？

當然，底層民眾面對的困難，不僅是生活空間狹窄，還有就業和創業通道狹窄、上升通道狹窄，等等。現實生活中的種種不順，都會令心理長期壓抑，極端情緒容易被點燃。

要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看到希望，這個社會才能充滿正能量。香港的貧富差距擴大，不能僅僅從經濟的角度去看，也不能任憑市場去任意調節，政府應該下大力氣解決深層次矛盾，改善民生的效果要盡快顯現，才能讓底層民眾看到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也應支持配合政府，大家的事情，要由大家一起來辦，每個人都有建好香港這個家的責任和義務。

兇手敢在公共場合持刀殺人，這是對公共安全的最大危害；案發後，警察到達現場很快，迅速制服了疑兇，處置也無可挑剔。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日前向傳媒表示，對於有關案件感到哀傷，警方已經全力調查，當局明白市民對治安的關注，警方已加強巡邏，在各方面加強警力。鄧炳強第一時間的回應值得肯定。然而，這些都是治標之策。如何從社會治理的層面化解社會矛盾？這才是治本之道。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