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全國兩會結束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本月13日至18日，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香港進行了為期6天的考察調研，調研範圍涉及到政治、經濟、科技、教育、民生、社會治理等諸多方面。作為中央執掌港澳工作的主要領導，視察時間之長、調研內容之深、涉及範圍之廣、會見人數之多，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之最。

特別令香港各界和媒體關注的是，夏寶龍此次視察調研還開創了多項第一：港澳辦主任第一次走進立法會，與議員交流；港澳辦主任第一次走進香港終審法院，與司法機構負責人座談，等等。回京之後，夏寶龍召集港澳辦中層以上幹部開會，對調研進行全面總結，對調研的問題條分縷析，逐一研究落實。

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法寶。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夏寶龍作為中央高層領導和港澳工作的“操盤手”，以實際行動向人們展示了中國共產黨進行調查研究的方法和路徑，開創了調查研究新風。

機構改革新思維

夏寶龍此次香港視察調研，廣泛接觸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無論是會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人員，還是面對面地與代表委員、地區人士、科技工作者、大學校長交談，都是從受訪者那裡直接獲得信息，聽取他們原汁原味、未經“過濾”的意見和建議。聽真話、訪實情、問民意，這是夏寶龍此次調研的鮮明特徵。

夏寶龍的這些做法體現了機構改革的新思維。他來港調研之前，中央出台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組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預示著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領導將會進一步加強。

作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多次強調，這個“加強”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統籌力度更大，中央涉及港澳工作的部門步調一致，形成前後一體、上下聯動、無縫銜接、快速反應的格局。二是信息反映和反饋渠道更暢通，中央對港情把握更准、更及時，以提高決策和落實的效能。

我們反思2019年的“修例風波”，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香港回歸以來在國家安全方面長期不設防，這無疑是最大的教訓。那麼，中央港澳工作的體制機制是否就完美無缺呢？顯然不是。那場風波暴露出臨機處置的能力不足。港澳工作不能以“一線”和“二線”來區分，而要“連成一條線”，“一竿子插到底”。夏寶龍這次在港視察調研，極大多數活動由特區政府負責接待和建議，直接與特區政府團隊接觸，並不是象以往那樣全部由香港中聯辦负责接待，正正體現了這個意圖。

輕車簡從新作風

夏寶龍此次香港視察調研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不擾民。有媒體曾報道稱“半個港澳辦都來了！”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此次視察調研雖然涉及的領域很多，但是隨行人員壓縮了再壓縮，全部來港的工作團隊，包括副主任王靈桂、黨組成員向斌和幾位正司長在內，僅10多位工作人員。

為了盡量減少安保的麻煩，夏寶龍主動提出，整個調研團隊不住酒店、不住特區政府提供的埸所，而是住到了外交部特派員公署的宿舍。在港六天，夏寶龍一行人乘坐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兩輛中巴車，儘量減少車輛數，整個車隊一直保持4輛車的規模。在調研前和調研中，特區政府並沒有向香港媒體告知夏寶龍的調研行程，知道夏寶龍擔心媒體“一窩蜂”來採訪，會把調研變成了“答記者問”，影響了與調研對象的交流，也造成另一種擾民。

市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夏寶龍這次來港，沒有參加什麼“宴會”“招待會”“酒會”之類的活動，沒有發表什麼“祝酒詞”，所有的繁文縟節都省略了。每天的活動安排得非常密集，6天共36場活動，每天平均6個活動，一行人吃飯也是匆匆忙忙，全部是工作餐。以4月13日為例，夏寶龍從北京飛抵香港已經是中午11點了，他風塵僕僕地與行政長官、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等一埸埸交流，待回到宿舍已經是深夜11點了，整整調研工作了12個小時。

輕車簡從，還意味著每個人都要承擔超額的工作，白天馬不停地深入各個地點調研，晚上回到宿舍連夜奮戰，匯總梳理調研情況，及時溝通協調相關方面的工作，工作效能並未因人手減少而降低。

“兩權”銜接新規距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夏寶龍此次調研最大的關注點是：“兩權”銜接。

長期以來，由於基本法的落實機制不健全，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存在“懸空”現象。也就是說，基本法訂明的“大規矩”，香港沒有制定“小規矩”來落實。香港本地法律沒有體現出來，香港基層治理模式沒有體現出來，香港的一些社會組織、公營私營機構的管理制度也沒有體現出來。那麼，“兩權”銜接不到位的痛點、難點、堵點在哪裡？如何破解？需要到基層去找原因、找方法。為此，夏寶龍指示港澳辦的同事事先做到了大量“功課”，確定調研重點，做到有的放矢。

基層治理是香港治理的重點。夏寶龍來港的第二天清晨，他與工作團隊就到九龍灣一間酒樓准備邊品嘗港式早茶，邊與10多位區議員、地區關愛隊、地區“三會”骨幹、民政專員、基層代表等街坊居民交流。可一個半小時的交流，夏寶龍全程在傾聽、交談、記錄，結果，港式點心一口也沒有品嘗。之後，他又到石硤尾的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看望社區長者。

教育界是“修例風波”的重災區。夏寶龍特意到香港大學與師生代表座談，參觀港大工程學院；又到柴灣一所中學及紅磡一所小學參觀，與師生交流互動，對香港大中小學生的國情教育，他提出了不少深刻的建議。

行政和立法的關係是香港治理的關鍵。夏寶龍到立法會與全體議員面對面交流，並提出建立香港“良性民主”的平台，需要把握“三個關係”：特區政府與市民良性互動關係，特區政府與立法會積極良好關係，立法會與香港市民良性互動關係。這些觀點，都讓人耳目一新。

行政主導新要求

去年“七一”以來，習主席對香港治理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主席指出：“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

夏寶龍此次在香港視察調研，非常看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作為“當家人”“第一責任人”的角色。這次調研36個活動當中，有31個由特區政府主辦，行政長官李家超全程參加；調研結束時也是由李家超一個人向媒體做總結。

監督權和指導權屬全面管治權中重要的兩點。夏寶龍在港調研期間，在大部分的調研現場，行政長官李家超都在一旁陪同調研。夏寶龍對香港治理當中的一些具體問題，或提出要求、或給予肯定，也就是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要求和肯定，這就是對特區政府工作作出監督和指導，讓行政長官和政府官員更清晰地感到“當家人”“第一責任人”的擔子沈甸甸的。

在多個場合，夏寶龍也提到要堅決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在與立法會議員互動時講到，要自覺維護特區政府施政威信，不要像過往那樣“拉布”、搶眼球。他在“國安致辭”中講到：“愛國愛港力量作為守護香港的中堅力量，一定會全心全意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是大家的責任，也是大家的榮光。”相信夏寶龍這些話是有感而發，是為了監督和指導香港管治團隊和社會各界維護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體制。

時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的各種因素增多，各種風險挑戰、困難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複雜，調查研究旨在探尋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夏寶龍此次在港調研，給香港、也給中央港澳工作系統正在開展調研工作的幹部群眾，做了一次很好的示範。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