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屠海鳴：夏寶龍來港推動“香港治理”更加完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來港進行為期6天的考察，備受全港社會各界和市民的關注。昨日，是夏寶龍來港考察的第二天，也是他深入香港社區調研的第一天。一大早，他風塵僕僕來到九龍灣一間酒樓，他除了品嘗港式早茶外，更主要的是他約見了10多位區議員、地區關愛隊、地區“三會”骨幹、民政專員、基層代表等街坊居民交流，與行政長官李家超、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一起，全面了解了香港基層一線工作人員的工作狀況和喜怒哀樂。隨後，夏寶龍馬不停蹄地到位於石硤尾的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考察，看望香港長者；下午，夏寶龍走訪了香港終審法院和律師會，與香港法律界人士深入交流。傍晚，夏寶龍興致勃勃地出席了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座談會，與代表委員暢談“一國兩制”美好願景。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 與夏寶龍近距離交流互動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普通市民和工作人員均感受到，夏寶龍平易近人，也非常健談，說話接地氣、有真情、據實理。他多次詢問一些非常細節的問題，可以看出，他對香港治理的點點滴滴都非常留意、熟悉和用心。 從日程安排來看，夏寶龍此次香港考察的活動非常豐富，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民生、文化、科創、青年等方方面面。由此可以看出，作為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重要官員，夏寶龍來港考察和調研，旨在落實習近平主席對港系列講話精神和中央治港方略，進一步推動“香港治理”更加完善，以適應“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局。 “香港治理”是國家治理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市民看香港時往往局限於“一域”；中央看香港，則“站在全局看一域”、“面向未來看一域”。習近平主席早就提出，要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香港治理”則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常重要。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香港治理”事關730多萬港人福祉。以“一國兩制”方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初衷就是為保障港人福祉。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港人生活方式不變，香港法律制度基本不變。這“三個不變”正是為保障港人福祉制定的大原則。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市民就能安居樂業，這是中央的最大心願，從未改變。 第二，“香港治理”事關國家發展戰略。香港具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特殊優勢，是國際“自由港”，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這些優勢具有不可替代性。香港治理得好，不僅香港受益，也會為國家引進外資、人民幣國際化、內地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中央反覆強調“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試想，如果沒有香港參與，實現“兩高”的難度將會增大。 第三，“香港治理”事關國家統一大業。中國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當中，唯一尚未完全統一的國家，如果沒有完成國家統一，談何“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我們一定要實現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必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台灣。如果香港治理得好，台灣民眾對兩岸統一就有信心，統一力量就會大於分裂的力量。 “香港治理”尚需繼續優化和升級 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的實施，把“愛國者治港”落到了實處，三年來“香港治理”的成效很大。此次，從夏寶龍聽取特區政府官員匯報、與香港管治團隊成員交流、與特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互動，可以觀察到他的關注點和思考點。這一切釋放出很明顯的信號：“香港治理”還須繼續優化和升級。依筆者觀察，“香港治理”還存在三個方面的不足。 第一，“兩權”銜接不到位。依據基本法之規定，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源於中央授權，“中央全面管治權”覆蓋“香港高度自治權”。國安法和新選制實施後，“兩權”銜接雖有進步，但仍有不少“縫隙”。比如“二十三條立法”至今沒有落實；再如，香港某些法官對國安法的學習理解不準確，在黎智英聘請英國籍律師一事中就表現得比較突出。 第二，尚未找到破解“貧富差距拉大”問題的有效途徑。香港的“堅尼系數”之高，在全球是少見的。一個社會貧富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底層社會的人們無論怎樣努力奮鬥，都無法改變命運，其後果就是“集體躺平”“集體擺爛”。這樣是極其危險的，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出現動亂。李家超帶領新一屆政府班子就任九個月來，積極主動破解經濟民生難題，但如何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差距拉大”問題？現在還在摸索之中。 第三，提升國際競爭力面臨多重挑戰。時下，香港最大的變化，是全社會把主要精力匯聚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了，擺脫了“泛政治化”，這很值得點讚。但應看到，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在增加，香港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風險和挑戰不小。以國際金融中心為例，新加坡“不東不西，亦東亦西，左右逢源”的優勢，香港並不具備。如果今後東西方陣營對抗加劇，波及香港，香港在鞏固國際金融中心方面如何出招？這個問題同樣值得深思。 打通“香港治理”的“最後一公里” 時下，“香港治理”的關鍵是打通“最後一公里”。重點是在“兩權”銜接上着力。為此，必須在兩個方面下功夫。 第一，全面準確地認識“中央全面管治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是全方位的，不僅體現在國防、外交等方面，也不僅落實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還包括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監督權”。從法理上看，授權的一方有權監督被授權的一方，如果香港特區把“高度自治權”沒有用好，引發民眾不滿、社會動盪，甚至對國家造成巨大損失，怎麼辦？中央完全有權監督。所以，“兩權”絕對不是“平起平坐”的關係，“中央的全面管治權”高於“香港高度自治權”。 第二，不斷完善“兩權”銜接的制度。“中央的全面管治權”需要透過香港的法律制度、政權機構議事規則、社會團體的章程、公營和私營單位的管理規定等體現出來。比如，任何學校的管理規定，均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縱容、鼓勵教師學生對抗“一國”原則。“修例風波”期間，有學校以“學術自由”為幌子，鼓勵師生公開討論、宣揚“港獨”思想。學校的管理規定是“小規矩”，國家的法律是“大規矩”；“小規矩”不能破壞“大規矩”，這是基本底線。如今，香港社會表面上平靜了，但讓“小規矩”服從“大規矩”，這方面還有很多艱難複雜的工作要做，必須加一把勁。 擔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夏寶龍，具有十分豐富的中央和地方工作經歷，既善於觀大局、謀大事，又善於從細節中發現規律、尋找方法，夏寶龍這次考察香港，定會給“香港治理”帶來新路徑、新視野、新變化。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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