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2月21日電 幾年前，我提出了一個名為“脫西入東”的概念作為描述和解釋香港在回歸祖國後所經歷的變遷的分析工具。所謂“脫西入東”是指香港與西方的關係在不同範疇内，呈現不同程度和速度的弱化，而與東方（中國和亞洲）的關係則在多方面愈趨密切的歷史大趨勢。所謂“關係”不但涵蓋彼此在經濟、貿易、政治、文化、社會、人員交往等方面的客觀聯繫，也包括彼此在態度、認知、思想和感情等主觀上的聯繫。誠然，“脫西”不是説香港將會與西方完全脫離或者割裂，更不是表示西方制度和價值觀在香港會徹底消失。事實上，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與西方在經貿和金融上的聯繫仍然相當重要。鑒於西方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内在世界上仍是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對中國的發展仍然重要，因而一個完全與西方脫離的香港沒有條件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發揮獨特和不可替代作用。同樣地，“入東”也不表示香港會完全融入東方，並因此而失去了它帶有不少西方色彩的特殊地位、制度、文化和特色。“一國兩制”下香港始終會繼續保有它與内地和亞洲有異的制度、文化和與西方的微妙關係，而中央也不希望香港喪失它原有的“一制”的獨特性，更遑論要如内外敵對勢力所言的要把香港“中國化”。

為了保存香港“一制”的基本元素，中央在回歸後決定讓香港保留不少有西方特色的制度、政策和文化，容許英國人扶植和培訓的政治精英和公務人員在香港的管治上擔當重要角色，避免在香港推行“去殖民化”，沒有在香港大力推展國民教育和容許不少“反共反華”的勢力繼續盤踞在教育、媒體、文化、社會和思想領域。

與此同時，美國和西方亦不希望香港出現“脫西入東”的趨勢。美西方銳意擴大它們在香港的勢力和利益，並期望香港能夠發揮作用促使中國走上“和平演變”、結束“一黨專政”的道路，讓中國成為認同和支持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小夥伴”。所以，美西方願意給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和“權利”，在政治上仍然把香港當作西方陣營的一部分，更把香港視為受到美國和西方“保護”的對象。

不過，縱使中央和西方都無意促進香港“脫西入東”的進程，但卻無法阻擋“脫西入東”這個歷史大趨勢的發生，尤其是過去幾年的迅猛推進。這個歷史變遷的大趨勢的發生和加速，主要源於香港的政治身份的轉變，但又與國際格局的巨變特別是中西方鬥爭加劇密不可分。

回歸前，香港是英國的一塊“殖民地”，是西方政治陣營的一名成員，在經濟上與西方的關係也非常緊密。回歸後，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政治上與國家休戚與共，而在經濟上與内地的關係也愈來愈密切。儘管香港在回歸後仍然與西方維持緊密的經貿往來，但香港已經不再屬於西方政治陣營，反而隨著中西方摩擦日增而日益在政治上與西方對立。

國際格局在過去幾十年尤其是過去十多年的劇變，大大加快的香港“脫西入東”的步伐。中國和亞洲地區在經濟上的冒起和西方經濟發展相對遜色，促使全球經濟的重心向亞太地區移動，香港與“東方”的經貿往來愈趨頻繁，而愈來愈多的發展機遇亦來自内地和亞洲地區。中國的强勢崛起和美國國力的相對下降，導致美國擔心其全球霸主地位和戰略利益受損。為了遏制、削弱和孤立中國，美國和其盟友無所不用其極地全方位對中國施加各種敵對政策和措施，香港亦無可避免受到傷害。美國和其盟友不再相信和依靠香港作為中國“和平演變”的催化劑，反而視香港為助力中國崛起的“幫凶”。因此，削弱香港對中國的戰略價值、與香港愈來愈疏離、讓香港成為中國的戰略負擔便成為美西方對香港的新政策的核心。為此，鼓動“反共反華”分子在香港發動旨在奪取香港特區政權的動亂、終止給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和待遇”、對香港施加各種“懲罰性”的“制裁”、在國際上抹黑香港的政治情況、人權、法治狀況和投資環境、鼓勵外資和人才撤離香港和攫奪香港的資金和人才等不友好動作便紛至沓來。近年來，美西方對中國和香港的遏制更變本加厲，目標是要加快與中國在經貿、科技和文化上“脫鈎”。美西方不斷批評中國沒有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並威脅要對中國採取更多制裁行動、而中美在台灣和南海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更不能抹殺。香港因此將要面對更加惡劣的國際形勢和美西方的打壓。與此同時，中國從維護國家安全出發也開始採取各種旨在減少對美西方依賴的反制行動，包括人民幣國際化、削減對美債的持有量、推行科技自主、對戰略物資的出口進行更嚴密的管制、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等。中國與美西方的戰略較量無疑會引來美西方對香港打壓的增加，進一步加快香港的“脫西入東”進程。

不可避免地，“脫西入東”過程在香港引發了明顯的政治分化和衝突。對不少素來仰視和相信美西方的香港人來説，“脫西入東”是一個他們難以接受的和非常痛苦的歷史轉折和心理體驗，促使他們在思想和行為上以不同方式作出反抗。這些人害怕香港會愈來愈遠離“先進”的西方文明和愈來愈被“落後”的中國和亞洲文明所“玷污”。他們擔心香港會“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部分人甚至因此而陷入“身份認同危機”之中而無法自拔。一些人抱怨中央和特區政府沒有阻止這個大趨勢的出現，甚至懷疑或者相信中央和特區政府有意“玉成其事”。

他們的反抗行為包括：“反對中央干預香港事務”、“鼓吹‘去中國化’、提倡各類‘本土主義’”、“强調香港制度和文化比内地制度和文化優越”、“要求美西方干預香港事務”、“推動‘香港獨立’”、“爭取‘西方式’民主化”、“把‘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視作‘獨立政治實體’”、“不斷誇大香港的‘西方屬性’”、“反對清拆有‘歷史價值’和富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物”、“從香港本位角度撰寫香港歷史”、“將香港的經濟成就基本上歸功於‘殖民管治’”、“阻撓香港與内地經濟融合”、“策動針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治鬥爭”、“破壞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阻撓國民教育和基本法第23條立法”、“歌頌香港的‘殖民地’過去”、“捍衛過去‘殖民地’的典章制度和方針政策”、“排斥内地同胞”、“打擊愛國力量”等不一而足。這些反抗行為令香港長期處於動蕩不安、管治艱難和發展乏力的困境。

回歸以來，因為抗拒“脫西入東”而觸發的嚴重政治矛盾和衝突更讓香港長期以來難以積極、全力、主動和有效地應對這個歷史大趨勢，抓住它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和妥善處理它所引發的問題。美西方勢力更趁機通過與香港的“反共反華”勢力勾結而把香港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的基地。

展望將來，隨著“脫西入東”的持續加速，過去因為這個過程而產生的分化與衝突可望不斷減少。首先，愈來愈多香港居民會理解到這個歷史大趨勢的不可逆轉性，其抗拒的意欲和行為會愈趨下降。第二，過去幾年，為了解除香港的“反共反華”的威脅、對美西方作出反制、維護國家安全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中央不得採取各種政策和措施來扭轉香港的局面，確保香港不再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患、禁止内外敵對勢力在香港的活動、實現“愛國者治港”和推行帶有某些“去殖民化”色彩的國民教育。這些舉措無疑會削弱西方勢力和文化以及香港的“親西方”分子在香港的影響力。第三，面對西方的制裁和打壓、西方的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以及因為新冠疫情和俄烏戰事而受到嚴重衝擊的西方經濟，香港要發展經濟，長遠而言必須更多地到内地和亞洲地區尋覓發展機遇。中央更會不遺餘力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與西方的經濟聯繫雖然仍然舉足輕重，但無可避免會不斷弱化。第四，美西方對中華民族復興的無情遏制、對香港繁榮穩定的破壞和對香港“反共反華”勢力的扶持，促使愈來愈多的香港居民對美西方懷疑和反感，香港與美西方的關係愈趨惡化。第五，回歸後香港與内地互動愈來愈頻繁，愈來愈多香港居民欣賞和肯定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崛起上的功績，並對愈趨强大的祖國感到驕傲和振奮。第六，為了表達對香港國家安全法的不滿和對香港居民的“支持”，美西方不斷為香港居民提供新的移民途徑。儘管真正離開香港到外地移民的香港居民人數不多，但其中肯定包括不少那些不接受“脫西入東”的人。他們的離開為“脫西入東”的進程進一步減少阻力。第七，過去幾十年美西方内部出現的政治不穩、社會撕裂、管治失效、金融動蕩、經濟滑坡和道德淪喪等亂象，以及其對外的橫行霸道、文化欺凌、僞善、雙標和巧取豪奪，都令不少香港居民尤其是一貫以西方為師的香港精英覺醒起來，對西方的幻想破滅，並對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產生懷疑和進行反思。最後，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勢不可擋，香港的長遠繁榮穩定亦因而得到的堅實的保障，愈來愈多香港居民會接受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政治現實和社會狀況。

回歸後，“脫西入東”的歷史大趨勢在香港引發了不少分化和衝突，並干擾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然而，隨著這個趨勢的加速推進，這個趨勢的負面效應會逐步下降，而它的正面效應則會愈來愈彰顯。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劉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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