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港趨利避害保優勢 鞏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承擔着中國的外滙轉化等重要任務，過去20多年一直是3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今年4月，新加坡的外滙交易量增長0.3%至每天5,495億美元，一舉超過了香港，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外滙市場。 這個變化令不少港人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會不會被新加坡取代？新冠疫情爆發兩年多以來，香港對海外及內地的交流減少，金融業必然產生負面影響，加上“修例風波”後，美國對香港金融機構實施的制裁，也給香港金融業造成不利影響；但若看全局、看長遠，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基本面並沒有改變，港人對此應有充分自信。
股債市規模 香港均超新加坡 針對坊間關於港星國際金融中心之爭的議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發表網誌，列舉了一些關鍵數據，對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業做了一個對比，主要內容如下： 香港的金融服務在2020年達760億美元，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3%，規模是新加坡的1.5倍（新加坡約490億美元）； 在股市方面，去年港股市值超過42萬億、合共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分別比新加坡高出7倍及2.7倍；港股去年全年總成交額為41萬億港元，為歷年新高，與新加坡僅1.9萬億港元相比，高出超過20倍； 在外滙方面，服務於多幣種東盟地區的新加坡較具先天優勢，但香港也有很強的基礎，是全球主要美元交易中心之一，以及境外人民幣最大樞紐，至去年底，香港的人民幣總存款額超過9,000億元，佔全球離岸人民幣存款約60%； 在債券方面，香港是亞洲第三大債券市場，僅次於內地和韓國，亦是亞洲區內最具規模安排國際債券及內地離岸債券發行的中心，佔區內發行額的34%，規模比新加坡多6倍； 在資產及財富管理方面，截至去年底，在港管理的資產達到4.5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境外資金；香港也是亞洲最大的對冲基金中心和第二大的私募基金中心（僅次於內地），現時在港的私募基金管理資產規模達1,800億美元，比新加坡高4倍。此外，去年本港銀行業的資產總額超過26萬億港元，創多年來的新高。 一流營商環境 背靠內地好乘涼 談一個地方發展金融業的優勢，必然要講“時區優勢”；香港與紐約、倫敦分別處於不同時區，構成了完美組合，正好可以形成“此停彼開”的“接力”。 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營商環境，也是一個優勢。香港對外貿易自由、資本流動自由、企業經營自由、貨幣滙兌自由；香港實行簡單低稅制，賦稅為全球最低；香港商法精簡、政府廉潔而高效率、法制健全及具高透明度、產權觀念牢固及貨幣穩定。這些因素令香港連續26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如今全球最大的100家銀行，有70幾家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 以上兩個方面的優勢，新加坡或多或少也具備，但香港與新加坡的最大不同，是擁有“背靠大樹好乘涼”的優勢。不久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的“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發布會上，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表示：“在祖國的全力支持下，香港經濟蓬勃發展，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鞏固，在世界競爭力排名中，長期位居前列。” 正如黃柳權副主任所言，內地是香港的最大支撑。中國內地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還是世界上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超大的經濟規模，意味着巨大的金融服務需求。 一方面，外國企業看重內地的誘人市場，把生產綫建在內地，並看重香港資金自由流動的好處，把資金放在香港管理；另一方面，投資海外的內地企業，也看重香港高水平的金融業服務，把資金放在香港。這樣一來，香港就成為外商和內地企業都喜歡的“錢袋子”，這個優勢難以複製。 3方面融入國家發展 紅利巨大 如果“跳出香港看香港”，會發現香港金融業的潛力還沒有完全挖掘出來，做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文章，定會獲得巨大紅利，這也是新加坡無法比擬的。 第一，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巨大空間。香港現時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這僅僅是一個開端：在全球支付貨幣的排行榜上，美元長期佔40%以上、歐元佔36%至37%，合計佔比近8成，排名第三位的英鎊則佔比5%至6%；而人民幣於去年12月佔比曾達到2.7%，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但這個佔比太小，未來發展空間還很大，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大有作為。 第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廣闊舞台。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是打造成與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比肩的國際一流灣區，其中涉及到粵港澳3地的諸多制度創新，包括金融領域的制度創新，香港憑藉金融業的明顯優勢，完全可以發揮主導作用。 第三，一帶一路建設提供空前機遇。一帶一路沿綫涉及60多個國家和地區，今後20年需要巨額投資；“中國建造”、“中國製造”進入一帶一路沿綫，需要高水平的金融服務，香港金融業完全可以與內地企業“拼船出海”。 國家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建成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香港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必能獲得強勁的動力。 準確把握發展趨勢 勿妄自菲薄 香港金融界對發展趨勢的準確把握，也為未來打下了基礎。以發展綠色金融為例，去年香港綠色及可持續國際債券發行額達到313億美元，佔亞洲市場三分之一，安排發行量亦居亞洲首位；而綠色及可持續債券和貸款融資總額較2020年增加4倍，達到566億美元，為亞洲之冠。 香港發展綠色金融的空間還很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打造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香港還可扮演“超級中介人”角色，為國際投資者購買中國綠色金融產品提供通道和平台，並積極參與推動綠色金融產品標準的制定和市場規則機制對接，支持綠色金融產品創新。 新加坡亦在綠色金融方面持續發力，並致力於打造亞洲綠色金融中心，構建了覆蓋環境社會風險管理、綠色分類法、氣候信息披露、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ESG）投資等方面，相對完善的綠色金融政策與標準體系。應該說，在綠色金融方面，香港和新加坡各有千秋，在同一賽道上已經開始奔跑。 總之，香港不能因為金融領域一個業務指標的起伏而妄自菲薄，亦要看到本港金融業的風險挑戰，趨利避害，繼續保持優勢，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編輯：刘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