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就任兩個多月，風風火火推進各項工作，市民十分關注。上一屆政府卸任的高官去了哪裡？似乎沒有引起太多注意。

最近，來自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的一則消息顯示：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赴任清華大學國際仲裁與爭端解決項目主任及教授；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到香港大學兼任教授。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作《明報》專欄作家、諾訊國際有限公司節目主持人、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節目主持人；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政治助理鄭守崗就任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政治助理符傳富就任思謀集團有限公司高級戰略總監。

離開政府“熱厨房”，進入人生新賽道。前高官的去處“異彩紛呈”，雖“處江湖之遠”，但畢竟有從政經歷，能否為現在的政府團隊出“餘熱”？筆者認為，完全是可以的。

對於鄭若驊、聶德權等前高官的“再就業”，諮詢委員會認為在遵循委員會所建議的若干規限的前提下，上述前任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擬擔任的工作不會構成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諮詢委員會亦不預期有關工作會引起負面公眾觀感。

“再就業”體現香港社會多元包容

諮詢委員會審查制度是香港廉政制度的一部分，確保政府官員離職後，沒有“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可能性。前高官的履歷數據在網上公佈，公眾若有疑問可隨時查詢。

過往，就曾有從事過地政、房屋管理工作的政府官員退休後到房地產企業任職，受到輿論關注，在新崗位上任僅17天即被解職。

這個審查制度，既確保官員廉潔，又維護了政府官員“再就業”的合法權利。體現了香港文明、法治、多元、包容的城市特征，是一個好制度！

目前，絕大多數前高官大都用了短短時間能找到心儀的工作，說明他們具有超乎常人的專業能力，不愧為精英人士。

以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為例，她是香港資深大律師、特許工程師、特許仲裁員及專業調解員，也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倫敦國際仲裁院（LCIA）亞太用者委員會之委員及體育仲裁院（CAS）之仲裁員。

她還是國際商會（ICC）國際仲裁院副主席、國際商事仲裁會（ICCA）副總裁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副主席。

可以說，在國際仲裁領域，鄭若驊女士享有很高地位和聲譽。她到清華大學執教鞭，對於我國培養這一領域的人才會有很大推動作用。

“換場地”亦可助力管治團隊

在上一屆政府的管治團隊中，也有數位肯干、能幹、會乾的高官，受到中央的肯定、市民的稱讚。他們中有的人延續到了李家超團隊，有的人因為主觀客觀原因而離開了政府班底。但相信中央和市民都不會忘記他們。

前高官“換場地”，其實大多數人都沒有離開香港，完全可以助力現在的管治團隊，繼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出力。

首先，“香港之治”需要各路精英。“港人治港” 25年，應該說“總成績單”還不錯，在國家支持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

但若分項來看，許多領域的“短板”還很明顯。比如，民生領域：住房、安老、扶貧、青年上流，都成為“香港之痛”。民生難題長期拖延，導致民怨長期積累，一旦有風吹草動，就會爆發，是個“定時炸彈”。

再比如，科創事業：20多年前，香港發展科創的條件好於深圳，如今卻落伍於深圳，個中原因也值得深究。這些領域之所以會成為“短板”，就是因為解決起來難度很大。

現在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如何又好又快的解決？李家超及政府團隊需要大家助力。

其次，政府前高官堪當“破難題”的智囊。上一屆政府任職期間，是回歸25年來香港局勢最複雜多變的時期，經歷了“修例風波”、香港國安法和新選制實施、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

上屆政府官員可以說是越過激流險灘、穿越狂風暴雨，對“香港之亂”有深刻認識，對香港“由亂到治”有切身體會，對香港如何實現“由治及興”有不俗見解。

同時，對於解決經濟民生難題，各位官員當時也不是沒有想法和辦法，而是由於香港陷入“泛政治化”泥潭，局勢動蕩，社會撕裂，實在沒有機會去做，留下遺憾。

現在香港局勢穩定了，新一屆政府專心致力於解決經濟民生難題，上屆政府官員的想法和辦法、經驗和教訓，都可以為這一屆政府提供參考。

離開“熱厨房”，可作“冷思考”

上屆政府的五年，是“熱厨房”的“熱度”最高時期，那種環境，想起來都令人焦慮，前高官身心備受煎熬的情形可想而知！現在離開了“熱厨房”，時間和空間都允許他們冷靜下來，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治理作一番“冷思考”。

值得思考的問題其實很多。比如，如何處理好“一國”之下“兩制”的相處之道？香港在中國與美西方關係趨冷的時候如何沉著應變？“港人治港”的不足之處有哪些？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既要打破制度藩籬、又要保持自身的獨立性，應該怎麼做？

回頭看，客觀地講，“港人治港”來得太突然，過往的大批“治港者”顯得不適應。英國統治香港的156年間，港督大權獨攬，直到回歸前的十幾年，港英政府高層當中的港人還寥寥無幾。

回歸後，雖然中央一再倡導“港人治港”，但各方面的人才不足，經驗更談不上。平常事件還能够應對，在遇到重大風險挑戰時，往往顯得手足無措。

回歸至今，香港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2019年的“修例風波”和今年初的第五波新冠疫情，試想，如果沒有中央全力以赴支持，上述的任何一次危機，都有可能把香港擊垮。

香港要“由治及興”，需要大批操盤手，也需要一批對“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進行深入研究的專家，形成一批研究成果，讓好的實踐上昇為理論，讓好的理論指導實踐。

如此一來，今後無論遇到什麼風浪，香港都能够找準定位，保持定力，既能處理好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也能處理好香港與世界的關係，使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放大，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前高官當中不乏學者專家背景的人士，比如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曾獲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學位及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行政碩士學位，又在政府工作多年，還擔任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現在他回歸大學，若能潛心研究“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之治”，定能對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做出貢獻。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香港未來發展曾講了“四個期盼”，涉及到政治、經濟、民主、法治、文化等諸多方面。

前政府官員若能在這些方面繼續出“餘熱”，是對現屆政府團隊的支持，更是對香港市民長遠福祉的關心，體現出真心愛香港，中央和市民一定會看到，也一定能贏得中央和市民的尊重與讚許。

（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