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關難，“難於上青天”。兩年多來，通關問題早已成為了香港市民和兩地家庭的痛點和心病。6月初，香港開放港深禁區沙頭角，在周末和假期分配180個名額，不少港深異地的情侶和家人藉此機會遠望相聚，可謂是實屬無奈、心酸之舉。如今新政府上任，在通關的措施上也讓不少市民看到了“動起來”的希望和可能。7月6日，特首李家超在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指出，“特區政府會以務實態度與內地單位溝通，探討通關事宜，首先研究有限度減少不便的安排或中途方案。”新的管治團隊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和作風不可不謂是“言必信，行必果”。

新政府的實事求是的第一個表現，在於直截了當地跟市民說真話，講事實，及時更新最新的通關消息和資料，為香港抗疫的整體方面做出總結和指揮，避免市民懷揣空幻想，屢次抱着失望而歸。新上任的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在7月8日出席疫情記者會時候，清楚坦言“短期無可能免檢通關”，此外也交代了在過去一周與內地溝通，關於提升健康檢疫名額和打擊炒賣健康驛站名額等情況。針對外界盛傳的、當局會對從海外入境的人士推出“5+2”的隔離檢疫方案，盧局長也是作出了澄清和交代，並指出“方案暫時未有定案，無論是3+4或0+7，所有建議都可以考慮，需要有足夠實證證據支持。”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是次記者會中，首次闡述了新政府抗疫及通關的策略，指出香港抗疫還是要堅持“動態清零”的目標，“香港要定自己的零”即方向“是病毒即時繁殖率低過1、個案數目向着零的方向”而努力。可以說，這是一個實事求是且積極主動的信號，是在明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地位特殊性的同時，也考慮到內外通關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為香港“清零”制定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抗疫策略和方向。

實事求是處理通關的第二個表現，在於心態和思維的轉變。原先的政府在通關問題有兩個心態：第一是“恃寵而驕”，希望內地對香港特別照顧，區別對待，始終以“撒嬌”的態度希望內地政府可以“網開一面”；第二是在交流通關政策方面上，更是自說自話，忽視了內地抗疫的標準和要求。以上種種，造成了香港通關是“兩頭不到岸”，是以傳統的慣性思維來應對新境況下的緊急公共衞生危機。而現任的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曾任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香港大學秦蘭鳳基金（肝膽胰外科）講座教授、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主任。可以說，盧局長既對香港的醫療體系熟悉，更深知內地體制和各項政策，對內地的抗疫要求和指標了然於胸。他雖然無法實現馬上通關，但是他對需要過關的人群所要遭遇到的不便、困難和麻煩，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方案，使得香港在解決通關過程中，逐漸跟上了內地的步伐。例如，7月13日，醫務衞生局發稿指出，在周五即7月15日或之後，“經深圳灣口岸前往內地的旅客，取得深圳健康驛站名額後，便可經系統預約需要過關當天的特別核酸檢測時段。”為了進一步優化口岸檢測的秩序，香港政府專設了空調等候廳，免費派發報紙，工作人員態度友善，整個現場秩序井然，明顯地讓人感覺到了通關現場的政府作風轉變。此外，盧寵茂還強調，相比起抗原測試，核酸檢測的靈敏度高，應該是要作為檢測的“金標準”，政府會盡快提高本港現在處理核酸檢測的速度、數量和準確性，希望做到又多、又準、又快、又易、又平，實現強化、常態化核酸檢測。以上種種舉措，都是進一步接近內地抗疫標準，為兩地互信通關是打下基礎。

實事求是處理通關的第三個表現，是未雨綢繆地優化本港抗疫的手段和策略。7月11日，盧寵茂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政府正研究實現“安心出行”實名制，並仿效內地，推行“紅黃綠”健康碼，進一步提高識別高風險人士的準確性。據悉，政府現行構思中，“紅碼”代表確診患者，“黃碼”代表正在酒店檢疫的旅客，他們需接受必要的核酸檢測，無法自由地進入指定處所，例如食肆和體育館，完成檢測及取得陰性證明後會變回“綠碼”。眾所周知，“安心出行”不具備風險識別功能，也沒有追蹤功能，更沒有實現實名制。在上一任政府的履職期間，甚至連研發和推廣該App都遭遇了極大阻力。但現屆政府可謂是“蛇打七寸”，抓住了App的漏洞要害，未雨綢繆地為未來疫情的蔓延和追蹤，為進一步地實現與內地抗疫手段上的平行，加了一道新的保障。與此同時，盧寵茂在視察深圳灣口岸時，注意到了通關時間的“不合理”（通關往往需要七八個小時）以及檢測效率過低的問題，承諾本周將會增加24部檢測器材，期望日後市民在兩個小時內可以完成通關，並意圖考慮新增口岸或恢復“兩地一檢”的舉措，緩解和分流深圳灣口岸的壓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新政府是用心體會民困，也是用心解決民需，使得精準紓緩過關之難，優化兩地檢測的步驟和節奏得以進一步推進。

總體上來看，比起過去兩年關於通關的“狼來了”傳言，在新政府的帶領下，通關終於是“動了起來”，也讓人看到一步一個腳印，解決問題核心關鍵的思路和規劃。美中不足的是，雖然與內地對接的辦法是有了，但相應地，在香港這邊的跟進程序和措施似乎還有一些“滯後”。7月14日，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宣布，“由昨日起經深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國際機場前往內地或澳門的旅客，若特別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會即時收到隔離令，並安排登上專車往社區隔離設施檢疫。”然而，在14號之前，若在口岸檢測出陽性的人員，都是自行離開，無法及時申報。若他們真的攜帶病毒，這便是意味着病毒的傳播無法得到及時的阻隔。更為致命的是，無論是政府的相關跟進部門、要求自我申報隔離令和檢測的“安居抗疫”平台等系統都滯後了三天之久。此外，自我申報的系統不能夠接受檢測出錯的投訴，也無提供及時糾錯的渠道和辦法。而且在關口檢測呈陽性被要求遣返隔離，只是以口頭通知而不是以正式書面的形式，這也形成了以社區檢測為准，還是以口頭通知為準的法律歧義……

通關雖無法一蹴而就，更不應該“擺爛躺平”。雖然新政府的通關舉措略有“瑕疵”，但都在及時修正改進，讓市民看到了港府通關的決心、信心和恆心。“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憂。”通關說到底是通人心，務實本質是紓民困，相信新政府不會辜負民心，也會對得起市民的期許。正如習近平主席對新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叮囑：“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務實有為、不負人民，把全社會特別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舉措破難而進。”把通關的問題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就是身體力行地聽主席的話，做以民為本的實事，使得政府公信力再一次在民生問題的解決上得以提升，讓香港社會的活力和動力在“一心一意攻難關”的過程中得以煥發。

（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吳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