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17日），《大公報》就將迎來一百二十歲生日。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神聖的日子，因為，母親和我都與《大公報》結下了不解之緣。二十四年前，母親已離我而去；如果母親在天有靈，一定會給我布置一份特殊的作業：為《大公報》一百二十歲生日撰文。

我的母親高肖笑，曾任《大公報》高級記者兼上海記者站站長；也許是因為命運中的默契，從二○一四年開始，《大公報》為我開設了“點擊香江”政論欄目，我每周都要撰寫三至四篇政論文章，至今已經撰寫了一千八百多篇，將近四百萬字。在為《大公報》撰稿的過程中，我早已把自己當成了這個大家庭中一員，延續着母親對《大公報》的摯愛深情。

圖：這是本文作者的母親高肖笑等新聞記者，在一次外事活動採訪結束後，與周恩來總理合影。

記得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一個深夜。母親把我從睡夢中叫醒，興奮地告訴我：“今天，香港《大公報》社長楊奇找我談了，她讓我盡快調到《大公報》擔任駐上海高級記者，並且着手籌備《大公報》上海記者站。”望着我母親高興的樣子，我知道這是她朝思暮想的一天，她新聞生涯即將開啟新里程。

母親是一九四九年從浙江溫州考進復旦大學新聞系的，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批大學生。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她就一直獻身於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一幹就是三十七年，採寫了成千上萬篇新聞報道。我於一九八三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職業生涯的第一站也是《解放日報》。一九八八年，我和母親同時當選上海市“首屆十佳新聞記者”，從德高望重的老市長汪道涵手上接過了獎狀證書。汪道涵握着我們的手說：“你們母子倆同時當選上海首屆十佳記者，這就是今天最大的新聞。”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母親正好有機會赴香港採訪。經她的同班同學、時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唐駕時的引見，我母親見到了剛剛出任《大公報》社長的楊奇。楊奇社長熱忱地邀請她為《大公報》撰稿，還專門向上海市領導打了招呼，讓我母親挑起為《大公報》撰稿的重擔。《大公報》這些來自上海的文章刊登後，經常被其他港媒所轉載。《大公報》的讀者也漸漸知道了報社有一位上海的特約記者叫高肖笑。

寫着寫着，母親越來越鍾愛《大公報》。她與報社編輯部的許多同事也越來越熟悉了。楊奇社長很快決定成立上海記者站，並動員我母親出任首任站長和高級記者。就這樣，一九九○年，我母親在她五十七歲那年，成為了《大公報》的正式一員。

白手起家，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從約稿、採訪、編輯到廣告、發行，她一身數職，什麼活都幹。雖然很累，可她幹勁十足。有一天星期日下着滂沱大雨，家裏來了不少客人，可我母親急着要外出，當客人問她：“你星期日也要採訪？”她回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去報道。《大公報》是沒有星期日的。”

後來，我母親拉來了她在《解放日報》的二十多年老同事、著名經濟記者干谷。自此，《大公報》反映上海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各種新聞報道更加有聲有色，從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啟用、浦東的開發開放，到上海地鐵建設、中外合資企業落戶，《大公報》見證了上海發展的每一個節點、每一項成果。上海首座越江大橋“南浦大橋”竣工通車，我母親與干谷一起，寫了十多篇文章，約了三十多版祝賀廣告，其宣傳的角度、深度和廣度甚至超過了上海的地方媒體。有一次，楊奇社長和副總編輯陳彬訪問上海，拜會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上海市長黃菊，上海領導親切地對楊奇說：“感謝大公報的大力宣傳，感謝你們在上海設立了記者站，感謝你們選派了優秀的記者。”

在《大公報》日子裏，我母親十分節儉，一分一釐都為報社考慮。外出吃一頓飯、坐一次出租車、打一個長途電話，都是省了再省，渾不在意或追求已經開始漫天飛舞作誘惑的名繮利索。她和干谷不僅白手起家為報社添置了好幾處物業，還為報社創造和累積了許多財富。母親常說，雖然遠離總社，但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經得起領導的監督，經得起同事的評價，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以後，記者站升格成了辦事處，我母親擔任了辦事處主任，《大公報》在上海的影響也更大了。

一九九六年，我母親在為《大公報》兼職和全職工作了八個春秋後，因為年齡關係，她離開了報社。可就在她一年後身患絕症住進醫院治療和搶救的最後時刻，她依舊念念不忘《大公報》和那些曾在《大公報》一起共過事的香港同事。她每天都要我把當天的《大公報》送到病房。在她人生的最後兩個星期，她顫顫抖抖地給我一張名單，裏面整整齊齊寫着二十多位她的好朋友的姓名、單位、地址。她告訴我，這是她三個多月前就寫好的。她讓我要保持與這些好朋友的聯絡，以後有空要代表她經常去看望他們。在這份她最為摯友的名單中，有好幾位都是《大公報》的老同事。

一九八九年，我做了人生最艱難的一項決定，告別了我工作了六年的解放日報社，來到香港定居。後來，我下海經商，又回到上海興辦房產公司。隨着事業的發展，我也漸漸有經濟實力做慈善事業，曾獲得“中國慈善特別貢獻獎”、“上海市慈善之星”等榮譽，還連續擔任了五屆上海市政協委員和常委。然而，隨着時光的流逝，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用財富救助他人，救助的範圍是有限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更能推動社會進步，也更能體現人生價值。

記得二○一四年初夏的一個傍晚，我正在維港岸邊散步，晚風習習，燈火璀璨，“東方之珠”的魅力令人沉醉。突然，電話響了，是我母親生前的閨密、《大公報》資深主筆葉中敏打來的，她約我寫點評論文章，駁斥一下某些人所謂“真普選”的荒謬觀點。那正是非法“佔中”爆發前期，反中亂港勢力頻頻造勢，蠱惑人們上街抗議。我想了想，答應了葉師姐的邀約。

重新拿起筆，心中激盪着愛國愛港之情。我寫下了《荒謬邏輯一捅即破，“愛國愛港”不容挑戰》《反“佔中”簽名十天破百萬：真實民意擊穿謊言》等多篇政論文章，在《大公報》上刊發。初次出手，閱讀量就達到每日排行榜的前幾名，令我有了信心。我根本不曾想到，已經擱筆二十年的我，因為一份《大公報》，會重操舊業、重溫舊夢。不久，《大公報》為我開設了“點擊香江”專欄，讓我有了固定的“用武”陣地。

二○一九年是香港回歸後最動盪的一年。一群自稱“愛香港”的人，把香港蹂躪得遍體鱗傷；一群高喊“自由”的人，不斷侵犯他人免於恐懼的自由；一群自詡為“民主鬥士”的人，不允許不同政見者發出聲音；一群分享着“一國兩制”巨大紅利的人，公然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那一年，我在《大公報》刊發了近二百篇政論文章，與“港獨”勢力進行了堅決鬥爭。我的政論文章大致分為四類：緊扣一個“理”字，講好“一國兩制”的硬道理；緊扣一個“法”字，闡明法治底線不可逾越的大原則；緊扣一個“情”字，喚起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真情感；緊扣一個“夢”字，激發香港同胞同心共築中國夢的精氣神。正是因為講“理”說“法”、聚“情”築“夢”，影響力越來越大，許多文章在社交媒體廣為傳播，其中《大學生淪為暴徒是全香港的悲哀》一文，讀者點擊量高達三千五百多萬次。我還將在《大公報》刊登的政論文章匯集成冊，先後在香港公開出版了《救救患病的香港》等四本書。

二○二一年三月八日，全國政協成立七十二年來首次頒發“全國政協委員優秀履職獎”，我有幸成為二十名獲獎者之一。當我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手中接過獎狀，我明白：這個獎狀是給我的，也是給《大公報》的。能在《大公報》這個平台上為國發聲，我感到無比驕傲！

往事歷歷，令人感慨萬千。我還清楚地記得──

二○一九年“十一”期間，我應邀赴京參加國慶七十周年觀禮，在九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我作為第一嘉賓，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汪洋主席身旁。“海鳴，辛苦了！”汪洋主席一見我，親切地握着我的手說。席間，他仔細詢問香港的情況，對香港同胞的關愛之情溢於言表。他鼓勵我，要繼續主動發聲，用正義之聲驅散人們心中迷霧，回擊反中亂港勢力的進攻。

二○二○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出席全國政協港澳委員聯組會議講話時說：“我每天都閱讀來自香港的新聞報道，中央時時刻刻都關心關注着香港。”會後，他親切地對我說：“我常常閱讀你的評論文章，很好！”

這些年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更是對我悉心指導和鼓勵。我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文章，他幾乎每篇必看，並經常交流觀點。

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十三屆全國政協三次會議舉行大會發言。我第二次站到人民大會堂的講台，作了《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 徹底鏟除“港獨”生存土壤》的發言，我告訴全場全國政協委員，二○一九年六月以來發生的數百起暴力事件，徹底顛覆了人們對香港的認知，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動盪中，街頭戰和輿論戰同時進行。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我從一開始就主動參與這場輿論戰，撰寫了二百三十多篇政論文章，在《大公報》等香港主流媒體刊登，與反中亂港勢力進行堅決鬥爭。我的發言，多次被政協委員們的掌聲所打斷……

風雨過後是彩虹。如今，香港處於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輿論戰場上的激烈交鋒已經過去，但我的筆不能停。我明白，在穿越一百二十年的風風雨雨中，《大公報》始終保持“鐵肩擔道義”的本色不變；作為《大公報》的特殊一員，《大公報》的基因已經融入我的生命，我與《大公報》不可分離，魂魄如一。

《大公報》走過了一百二十年，母親和我兩代人有幸與《大公報》同行了三十四年。我想，假如母親知道《大公報》今日的輝煌成就、社會影響和責任擔當，一定會感到由衷的驕傲和自豪；假如母親知道我現在在為《大公報》撰稿，一定會為我點讚。她對《大公報》的摯愛深情，沒有因為生命的逝去而消失，而是在我的手中延續。

人世間，難道還有比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