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重組政治新架構 啟幕香港新變革5月17日，因應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的要求，行政會議審議並通過重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架構的建議方案，具體內容包括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將運輸及房屋局拆分為運輸及物流局和房屋局、更名創新及科技局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並進一步改組民政事務局、擴大環境局、重組食物及衞生局為醫務衞生局。此外，為加強政府頂層架構和提升施政效率，李家超還提出為政務司、財政司及律政司增設三名副司長和辦公室的首長級人員，並為律政司司長開設一個政治助理職位。按照目前的重組改革方案，政策局的數目將由現在的13個增加至15個，增添13名政治委任官員職位和57個公務員崗位，涉及總薪酬開支約為每年9500萬元。此一大刀闊斧的重組計劃可謂是承上啟下、從善如流，是李家超以目標和效率為導向的執政方針的啟幕和開端，更是在香港回歸後25年之際，打響了主動變革的“第一槍”。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 事實上，自香港回歸後，政府架構的重組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針對這方面的縫縫補補“小手術”也是屢次推進。眾所周知，特區政府素來奉行“小政府、大社會”的管治理念，在極大程度上將經濟發展放任於市場的“自由發揮”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當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政府的施政效能發揮的削弱和陷入被動局面。尤其是伴隨着內地經濟的崛起，全球市場和金融的結構性變革，香港深層次矛盾，如房屋緊缺和貧富差距擴大乃至經濟轉型緩慢等，逐漸累積、暴露，正處於急需解決的關鍵時期。2002年，時任特首的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將司長和局長的聘任轉為合約制，使得政府高層官員納入了“問責”的範圍，以實現崗位職責明確，精簡政府架構，奠定了政務司、財政司、律政司統領十一政策局的局面。2008年，時任特首的曾蔭權進一步強化了“問責制”，成立了負責統籌規劃、保育和基建相關工作的發展局，將政府架構改為了“三司十二局”。2012年，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的“三司兩副司十四局”的重組提議被立法會否決，其中由於惡意拉布等原因，文化局“腹死胎中”，歷經三年，創新科技局方於2015年正式成立，因此政府架構變成了“三司十三局”。 縱觀今年的“重組方案”雖然延續了以前增加政策局數量的方向即將政府的架構擴大至“三司、三副司長、十五局”，但是相對於以往對於行政問責方面的強調，更突出了部門職能效率的提升和強化政府功能的發展目的。一方面，是次重組架構是以攻克深層矛盾為導向，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標，以實現政府管治能力和效率為驅動的“大翻修”。尤其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成立、運輸及房屋局的拆分乃至政治委任官員的數量增加（尤其是律政司），都反映出李家超在維護國家安全，積極推廣《憲法》和《基本法》，破解土地房屋問題，發展文化新產業，進一步推動香港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積極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工作重心，也強化了政府管理層在駕馭行政機構和統籌公務員隊伍方面的“直達性”和“聯繫性”。 另一方面，副司長的設立是有其現實意義的考量。李家超曾表示，“重組後各政策局的權責更清晰，可更聚焦相關工作，亦能產生協同效應”。在以融入國內大循環為基調下，香港日後的發展工程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北部都會區開發以及明日大嶼山計劃等都必然涉及到跨部門的協作和資源部署。副司長的設置就是為了進一步分擔司長的工作，協助頂層設計的指揮和統籌，以高效有序地推進和完成政策項目，從而增強市民對政府的信心，為將香港打造成為幸福城市，邁入國家發展的新軌道而助力一二。尤其是副司長可以按需被委派處理一些特定的政策項目，例如，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出希望日後可以成立專門的“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和“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進一步清晰房屋問題解決的方面和規劃，使得相應的政府部門可以更為專注和細緻地處理問題，實現“一加一大於二”的協同效應。此外，筆者認為，從2019年的政治風波到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社會大眾都認為政府在面對重大危機事件時，未能實現人手統籌和部署規劃上未雨綢繆的必要準備。而副司長的設立可能將會成為香港社會在面對突發性社會事件發生時，一個強而有力，靈活機動的組織保障，且在不影響政府的正常運作下，副司長們亦可成為應急公共危機的處理負責人或緊急指揮部的組成人員。 所謂“變則通，通則存，存則強”。香港現在需要的變革絕非一個點、一個面的“小工程”，而是從思維到結構再到執行的系統性工程。香港要變革是共識思維，但要怎麼變，如何變，則是一項正在開啟的新階段。而政府結構的重組恰恰是社會管理結構調整的開端，是為了進一步定位香港的發展姿態和步調。這一場氣逾霄漢、旋乾轉坤的重組也指向了一個“不變則已，一變驚人”的香港新未來，這將會讓我們充滿期待和信心地看到在不久的將來，這些政綱要領落地實施並得以完善的執行，為香港回歸的“後二十五年”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 （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吳志斌） 【編輯：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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