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既是北京空間的組成部分，也是時間的組成部分。有著700多年歷史的東四三條胡同，是我家曾居住過的老宅所在地。至今，她體量不變，保持著當年設計時的原生姿態：寬9.24米，長700米。公元1276年，東四三條胡同與元大都城同時落成，當時即稱“三條胡同”，頭條至六條胡同均誕生於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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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墻嵌“泰山石敢當”的東四三條四合院門口 李麟手繪

　　明永樂四年(1406年)，在齊化門(今朝陽門)內大街與崇文門內大街交叉處，東、西、南、北四方各修建一座牌樓，這塊地界被稱為東四牌樓，從此，三條胡同前又冠以“東四牌樓”。1954年，為擴展街道，東四牌樓被拆除。漸次，三條胡同被稱作“東四三條胡同”至今，它年輪般地記載著700多年間這條胡同裏住戶的變化。

如今東四三條的“泰山石敢當” 曾子芊攝

　　什麽人住進三條胡同？

　　1276年，元大都城建成後，忽必烈下詔，從原金中都的舊城(北京西南面)，遷徒部分居民到大都城內居住。並不是任何人都可隨便遷徒，居官者、有錢者優先。據《元史》載：“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職者為先，仍定制以地八畝為一份；其地過八畝或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聽民作室。”依照這個規定，高官、富戶從北京西南遷進大都，並按規定的八畝建築面積，自蓋院落，超標不可。1965年，在西直門後營房北城墻基處，發掘出一處元朝的住宅，房基完好，隔扇、柱礎、石獸及台階都無損。這座住宅有正宅，住房坐北朝南，東西是廂房，還有跨院和小花園，全部面積正好是八畝。

　　元朝和明朝時，什麽人住在三條胡同裏，現存資料尚不明確。1644年5月，清軍進入北京城。10月，順治帝在即位詔書中提出：“京都兵民分城居住。”“兵”就是八旗兵；“民”就是非旗人的居民。順治五年(1648年)，又頒諭令：“凡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徒南城居住。”並限定“來歲歲終搬盡”。清政府對北京城及宮殿沒做改動，卻對居住內城的居民，進行了一次洗牌。旗民分治政策，在北京持續了267年。

　　東四地區為正白旗屬地，屬“上三旗”，地位較高。逐漸，百姓稱東四地區為北京城的“白菜心兒”，以示其地位的優越，三條胡同也就成為北京胡同中的“大家閨秀”了。

　　“三府一家”有尊卑

　　三條胡同與其他胡同不同的地方，是在清代，這條胡同的住戶，可說只是“三府一家”。它們地位不同，建築格局也有差異。

　　胡同東口是阿拜府，阿拜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第三子，追封鎮國公。阿拜當年軍功不顯赫，故所授爵位不高，府邸面積不大。

　　緊鄰阿拜府邸的是車林巴布(成吉思汗第二十九世孫)王府，這是以最後的主人稱謂的，先前的主人是成吉思汗第二十四世孫桑齋多爾濟。

　　雍正元年(1723年)，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世孫丹津多爾濟被清政府封為郡王，八年後晉智勇親王，其子多爾濟色布騰與和碩和惠公主結婚，生子桑齋多爾濟。

　　桑齋多爾濟三歲喪母，父親又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乾隆帝即位後，憐桑齋多爾濟年幼孤單，於乾隆三年(1738年)詔其進京，先於內廷教養，成年後，娶一公主，被授多羅額駙，享有爵位和俸祿。

　　桑齋多爾濟府邸為一座四進四合院，房屋100余間，嚴整舒適，高大厚重，出廊帶廈。前後院從垂花門起，都以遊廊貫通，第二進院正房內的天花木格吊頂彩繪，配以龍的圖案，顯示了這座府邸的尊貴。

　　車林巴布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承襲劄薩克、多羅郡王。劄薩克是蒙古族部落首領，多羅郡王是清廷的爵位。車林巴布一身二任，在清朝是少有的。

　　車王府藏有大量珍貴的滿族曲藝子弟的書和曲本。自20世紀20年代分兩批散出，流落於街面。其中有一部《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又稱“脂蒙本”，專家考證，這個版本為120回，但前八十回有脂批，後四十回為後人用白紙刻印。

　　車王府西墻是一條通道，通道西側為倉韓家。倉韓家沒有爵位，為皇家管理附近的幾座倉廒。雖然是個肥差，但地位低下，住房不能緊挨著王爺府。於是，在車王府與倉韓家之間，辟一條通道，以示尊卑。

　　倉韓家住房規格平平，沒有高屋大院。他家西端南屋墻角正對著二條橫胡同，為保平安、辟邪，倉韓家在南屋墻角，嵌進一條一米高、寬約40厘米的石雕“泰山石敢當”，這石雕保存至今。

　　倉韓家西鄰是赫舍裏氏英家，主人英樸，江蘇糧道，負責皇糧征收和押運至京城。英家的正門在三條胡同，後門在四條胡同，院落縱橫，氣勢宏大。花園裏，亭閣疊石交融，水塘花木掩映。府內還有一座戲樓，夏日，庭院搭“天棚”防曬、納涼。大門內，一棵碩大的梧桐樹，在內城少有。

　　英樸後人中，一位格格嫁給了乾隆帝長子後裔貝勒毓朗，生女兒婉容，婉容嫁末代皇帝溥儀。

　　英家占三條胡同路北的西半部。英家府和倉韓家的住房也不能相連，於是，在倉韓家與英家府之間，又辟一條死胡同隔開。

　　百姓漸入“白菜心”

　　1912年，清帝遜位。三條胡同的車王府、英家府、倉韓家斷了供給，於是將王府大院切割出售。到1949年，三條胡同共有55個門牌。

　　依然從東口說起。

　　阿拜府分割五個門牌被賣掉，車王府主人車林巴布離北京到蒙古任職，房屋被分作三大部分賣出，門牌7號、8號為日本的石景山東支那冶鐵株式會社。車王府中間部分，賣與萬國道德學會。車王府西部，被周大文購買。周大文在民國初年，供職在張作霖部下，被張作霖器重，並與張學良結下莫逆之交，拜為把兄弟。1931年，周大文出任北平市長。

　　倉韓家分六部分賣出，形成6個門牌，但每個門牌的建築，都為較小的二進四合院。

　　西部英家大院，按其範圍大約是24號至34號，其中以28號為最大，其余也多為二進小四合院，但比倉韓家的二進四合院整齊、有規模。住在這裏的有當年紅極一時的京劇“冬皇”孟小冬，在三條胡同期間，孟小冬潛心學習京劇余(叔巖)派藝術。1943年，余叔巖病逝，此時孟小冬演唱余派的水平已達巔峰，人們把孟小冬視為研究余派藝術的活標本。1945年，孟小冬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還有幾戶沒落的皇族，也住進了英家大院。

　　興於乾隆朝，沒於光緒朝的金融業恒利號董姓，在民國初年，四兄弟及妹妹在三條胡同也買下了五處房子，門牌為16、17、31、32、52號。曾經，董家經營銀號很成功。北京有諺語：“頭戴馬聚源，腳蹬內聯升，身披瑞蚨祥，腰纏四大恒。”表明一個闊綽的人一身名牌。“四大恒”指四家銀號的銀票，董家是四大恒之一的恒利號。

　　“四大恒”都衰敗於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銀號經營不下去了，改作其他生計。

　　就這樣，英家大院連賣帶租，本宅也沒了幾間房。

　　老街坊講“老禮兒”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三條胡同的住戶，又一次被洗牌。封閉的四合院大門被打開，曾經是獨門獨院的四合院，陸續搬進了新住戶。

　　東四三條胡同裏，房屋建築沒了尊卑的格局，留下的是人和人之間的禮節。

　　在三條胡同出生的孩子，在胡同裏遇到長輩，不管認識不認識，必是站定、鞠躬，並說：“大爺好！”對方笑容可掬地誇一聲：“好孩子。”這時，孩子方可前行。當然，遇到年長婦女，禮節一如對待“大爺”，只是稱“大娘好！”對同學的母親，則稱“伯母”，不叫“大娘”。男孩子沒有在胡同裏嬉戲打鬧；女孩上學、放學，也是步履匆匆，不會隨意逗留。

　　新中國成立前，三條胡同裏的孩子都在位於五條胡同的普育小學讀書，大半都是同班同學。他們對同學的哥哥、姐姐，也仿夥伴稱“大哥”、“大姐”、“二姐”，時至今日，人已進入耄耋，稱謂依然如此。

　　2014年，我應東四街道文聯之邀，為東四三條胡同作“口述歷史”。一行人，走到胡同中間我家老宅門前時，一位大媽恰巧從大門裏出來，見了我，一怔，接著說：“喲！這不是三姐嗎？老沒回來了。”

　　我在家排行第三，弟妹稱我為三姐，他們的同學自然也稱我為三姐，漸漸地，“三姐”反倒成了我的“官稱”。我連忙對大媽說：“趙大娘，您眼力真好，幾十年沒見面兒，您還認出我來了！”

　　其實，趙大娘比我歲數小，她搬進來時，我早已離開老宅，住進了北京日報宿舍。我稱她為“趙大娘”，也是從眾，周圍鄰居都這樣稱呼她。

　　趙大娘拉著我的手，把我打量一番後說：“見老了！”

　　天曉得，這年我都81歲了。這就是北京人會說話，她不會說：“瞧妳一頭白發，怎麽老成這樣！”反倒輕描淡寫地說：“見老了。”言外之意：妳還沒老，只是“見老”。

　　緊接著，趙大娘又問了句：“孩子們都好！”

　　這也是老北京的“禮兒”，不追問隱私，又要禮數周全。只說：“孩子們都好！”一言以蔽之，代表問候全家。禮數到了。齊活。

　　我一陣心暖。雖說我始終沒離開北京，東四三條，卻引發了我的鄉愁。

　　(原標題：街道胡同故事多 “白菜心兒”裏的東四三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