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夏承燾在北京見鄧恭三(歷史學家鄧廣銘，字恭三)，作《玉樓春·奉懷鄧恭三教授》。夏承燾與鄧廣銘自20世紀40年代即有交情，相交幾十年。兩位老友相逢，既回憶友情，亦談學術。同樣是這一年，老友陳從周(中國著名古建築園林藝術學家、同濟大學教授)送夏承燾泰山松枝杖，勾起其遠遊之興，夏承燾遂作《臨江仙·七寶樓台彈指現》。這能說明夏承燾此時的精神狀態有了很大好轉。吳常雲說，夏承燾與陳從周一直有書信往來，陳從周還曾經多次寄來其畫作。至於拐杖一事，吳常雲則解釋說，因為在“文革”時期，夏承燾曾經兩次腦梗，所以走路不太穩，遂有好幾位好友相贈拐杖。

　　同樣在這一年的北京，夏承燾與氣象學泰鬥竺可楨重逢，竺可楨以新著《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相贈，夏承燾作《浣溪沙·憶竺藕舫翁》回憶二人交誼，並特別用“梅花消息五千年”一句，代指竺可楨以新作相贈之誼。

　　1975年11月，夏承燾出行途中路過北京政協禮堂，想起十余年前，陳毅元帥邀請自己和馬一孚、熊十力、沈尹默褚保權夫婦以及傅抱石來此赴宴。此時只有自己和褚保權還在，不免感懷，遂作《減字花木蘭·過北京政協禮堂憶十年前六客宴》詞。詞中夏承燾寫道：“東華歌吹，出手當筵千百字。”回憶起當年沈尹默席間誦贈陳毅元帥長詩的情景。更是回想起當初陳毅元帥曾經和眾人有約，“歲歲高樓，相見昆侖最上頭”。本是一派祥和氣象，孰料風雲突變，國家遭受劫難，當年的友人亦紛紛謝世，想起這段文壇傳奇，夏承燾更兼懷念友人。

　　時間來到了1976年，這一年算是多事之秋。1月8日，時任總理周恩來去世，夏承燾作《水龍吟·總理周公悼詞》，狀總理的崇高品德，同時描繪了百萬人民齊縞素、同悲戚的場面，正所謂：“大地江河，送公歸去，神遊八表。但雲端一哂，祁連高冢，任長風掃。”周篤文評此詞“筆力千鈞，氣壯山河”。

　　在這一年，夏承燾的身體仍保持了較為健康的狀態，與眾位詞友有頗多交遊，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幾次，包括泛舟頤和園昆明湖、與諸位友人再遊柴市文天祥祠堂、與友人同遊袁崇煥祠堂等，皆有詞作記錄。早春三月，夏承燾遊昆明湖，引發了關於歷史的感慨，從批判高高在上的前清太後慈喜，再到想到王國維自沈之事，思接千載，悄焉動容，也令人讀來無限感懷。

　　1976年5月，夏承燾遊龍潭湖附近的袁崇煥祠堂，作《平韻滿江紅·龍潭湖謁袁督師祠》，感懷古人。1976年，夏承燾與諸友再赴文山祠堂，再受啟迪，又作《平韻滿江紅·烈日長虹》。同年，夏承燾在北京見黃君坦，作《平韻滿江紅·贈甡翁》，從相逢的情景寫到年輕時的交誼，讓人頗有意氣風發之感。

　　1976年4月，清明後7日，張伯駒邀請夏承燾遊大覺寺，夏翁因病未赴，故作《減字花木蘭》以報。至於5月前後，張伯駒又邀請夏承燾賞牡丹，遺憾的是夏公同樣因病未能成行，作《西江月》以酬。從這些小事確能看出夏承燾與張伯駒交誼頗深，兩人也著實有頗多唱和，堪稱佳話。

　　夏承燾曾與友人遊校場頭條胡同，回想起朱孝臧和王鵬運(朱、王二人皆為晚清詞壇泰鬥)，王鵬運還曾在此處寫《庚子秋詞》。夏承燾還想到，自己生於庚子年，恰逢亂世，而如今眼下舉國氣象為之一新。又想起自己年二十之時初到北京，借住溫州會館，大歷史、小情懷交織之下，作《玉樓春·攀天夢斷諸詞老》，有豪邁之氣。需要在本文中特別指出的是，在1984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夏承燾著、吳無聞註的《天風閣詞集》以及遼海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夏承燾著、周篤文選註的《天風閣詞選》中，都提到《玉樓春·攀天夢斷諸詞老》一首為1976年所作，但是根據《夏承燾教授學術活動年表》的記載(根據《年表》後的註解可知，年表的來源是夏承燾的日記)，以及《年表》中皆以夏承燾先生的虛歲記錄時間的情況，再結合《玉樓春》詞前小序中“予生於庚子……距今七十六年矣”的說法，加之吳常雲先生的確認，此作當作於1975年11月。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這首詞的主旨是懷念前輩詞人朱孝臧(號疆村)和王鵬運(號半塘)，而在1975年同年，夏承燾還曾作《自度曲·過北京校場頭條胡同，懷朱疆村先生》。朱王二人算得上是作為詞人的夏承燾的前輩，感懷的主題都也與庚子年之大變化相關。歌詠的起因也都是因為路過了校場頭條胡同，可見此二首應該是左近時間所作。

　　避震出行

　　1976年7月底，國難發生，唐山大地震震感極強，波及北京。8月，夏承燾往洛陽避震，途中驚聞摯友梅冷生離世，悲情苦感湧出，作《減字花木蘭》。此前，夏承燾初到北京之時，曾夢見過兩位摯友梅冷生和吳鷺山，專門作詞《水調歌頭·雙客闖然到》記錄此夢。而今，適逢國難，又在旅途顛沛之中，在老友離世的噩耗催動之下，使得此詞深邃哀婉。

　　1976年8月，夏承燾來到洛陽，遊龍門石窟，拜謁白居易墓，感懷杜甫、白居易，作《洞仙歌·遊龍門謁白香山墓》。之後過潼關，作《虞美人·潼關道中》。過西安時，夏承燾作《浣溪沙·過大慈恩寺登大雁塔二首》，回想起自己曾於57年前在西安任教。之後，夏承燾曾在長沙居住過一段時間，期間為陳鼎忠著作《尊聞室遺集》題《西江月·題天倪翁〈尊聞室遺集〉》，回想起二人曾在無錫國專的歲月。之後見陳鼎忠長公子陳雲章。此次避震南行，即是陳雲章教授安排前後。南行途中，夏承燾居長沙三月，對以後中國韻文學會在湘潭成立大有關系。

　　次年，夏承燾經天津回到北京。黃君坦自邢台歸，與周篤文同來訪，夏承燾作《臨江仙·拋卻長筇登疊閣》以記。之後的1978年，夏承燾回想起已經離世多年的同門學兄鄭振鐸，作《減字花木蘭·崢嶸頭角》一詞。這一年，京中詞友仍然與夏承燾往來不斷，夏承燾看到高客盈門的景象心生喜悅，想到自己已經年近八十，卻又迎來又一創作高峰，遂寄信摯友吳鷺山《鵲橋仙·八十自壽寄鷺山》。值得一提的是，夏承燾的夫人吳無聞正是吳鷺山的妹妹。

　　1978年元宵，張伯駒八十壽辰，黃君坦作《金縷曲》，夏承燾亦作步韻之詞。在這一年的2月，劉海粟以朱砂筆繪成松竹梅歲寒三友圖，往夏承燾處索題，夏承燾欣然應允，題《好事近·題海粟翁朱筆歲寒三友圖》一首。1979年4月，夏承燾與諸位詞友的大覺寺一遊終於成行，友人張伯駒、任中敏、黃藥眠、鐘敬文、徐邦達、周汝昌等人皆同前往。在遊覽時，引起思鄉之情：“吟人盡道江南好，江南人卻天涯老。客路看青峰，千峰曉靄中。 綠楊芳草地，伴作尋春記。同唱醉花陰，花深杯更深。”

　　結合夏承燾之前的很多詞作不難發現，即便在北京時心情大好，其詞作中仍然經常出現家鄉“雁蕩山 ”等相關意象。雁蕩山堪稱江浙第一峰，由此不難推斷出，夏承燾是借此意象抒發自己的思鄉之情。實際上，這確實是人之常情。

　　“這是肯定的。父親以前的詩詞中多有涉及雁蕩山、杭州景色的佳句。”吳常雲這樣解釋，因為夏承燾先生一生，在溫州雁蕩山、杭州西湖待的時間最長，家鄉的綺麗景色在詞人的腦海中是難以忘懷的。

　　結合夏承燾的詞作和吳常雲的敘述不難看出，夏承燾實際上還是希望最終能回到南方(杭州或者溫州老家)。吳常雲記得，來京的前幾年當時還要定時為夏承燾開病假條，寄回杭州大學。杭州大學仍多次來函催夏承燾返杭，但是因為北京的醫療條件等原因，家人友人一直把夏先生留在北京。

　　1979年夏，夏承燾與任中敏、張伯駒、黃君坦、徐邦達、周篤文赴北海觀荷花，作《玉樓春·吟人聯袂淩空下》。此次雅集還有一名為培蒂的英國留學生參與。同年，夏承燾參觀畫家劉海粟畫展，有感而發作《西江月·參觀劉海粟畫展》。1980年，夏承燾、黃君坦聯名上書中央，呼籲成立中國韻文學會，迅獲批準。

　　詩家非必不幸

　　清人趙翼有雲：“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乍看之下，這句話在夏承燾身上似乎不太應驗。實際上，用這句話概括夏承燾的晚年創作生涯也並非不可：經過了年輕時候的積累，再加上十年浩劫的壓抑與磨礪，夏承燾實際上積攢了極大的創作能量。抵達北京之後，這種能量在心情向好的驅使下得到了釋放。

　　同時，在京這段時期還成為了夏承燾著述出版的一個高峰，因為吳無聞在年輕時就曾師從夏承燾，且夏吳兩家早有交往淵源。在夏承燾的指導下，吳無聞為這些著述作了大量編撰和註釋的工作。所以夏承燾在這一時期，在吳無聞的助力下，陸續出版了《天風閣詩集》《天風閣詞集》《瞿髯論詞絕句》《域外詞選》《金元明清詞集》等多部著作。

　　“父親作為一位詞人，寫詩寫詞，靈感來了，隨手拿起一個小本子或者哪怕身邊的一張紙片，馬上就記下來。待成稿後再騰到日記上，有時一天兩首三首都常遇到。”吳常雲這樣回憶道。由此可見，對於一位有成的創作者來說，積累與激發就像是創作活動的正負兩極，二者缺一不可。

　　(原標題：夏承燾晚年在京交遊高秋攜杖叩京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