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國，並沒有外交部這個機構，但設有具有外交職能的部門，從漢代到明代負責外交事務的叫大鴻臚或鴻臚寺。清前期設立理藩院、會同四譯館等機構管理外交事務。

　　鹹豐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設立了中國首個近代化的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雖然它都帶有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但它在清末急劇變化的環境下，對中西交流以及中國近代化進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清末總理衙門資料圖

　　在總理衙門成立之初，因為是“新生事物”，引起了各方關註，自然也發生了不少新鮮事兒。

　　“外交部”差點成了“商務部”

　　鴉片戰爭後，為適應當時外交的需要，清政府責成與外國人打交道比較多的恭親王奕牽頭籌備組建新的外交機構。鹹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一日，經過一番籌備，奕會同大學士桂良、戶部侍郎文祥拿出了一份關於設立總理衙門方案的奏折遞了上去，並建議以王公大臣領銜負責該機構。

　　鹹豐帝接到奏折後，沒有立即表態，而是將此奏折發給大臣們議奏，經大臣們詳議後奏復，提出“請照原議辦理”的意見。於是，鹹豐十一年(1861年)一月十三日，鹹豐帝下旨，批準奕等人的奏折：“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關防。”雖然批準設立這個外交機構，但是鹹豐帝在總理衙門上給加了“通商”二字。這意味著，這個機構權力被限制了，大有外交部變成“商務部”的意味，而且還定位為臨時機構。

　　奕再次上奏力爭，提出了他的理由：“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又滋疑慮。”奕的意思是，現在外國人知道設置了總理衙門，如果他們見到我國的照會文章內有“通商”二字，必定以為只辦理通商的事宜，而外交事宜則可能“不與理事”，這會使外國人有借口。

　　鹹豐帝考慮到奕提出的實際情況，最後批準了他們的請求，去掉了“通商”二字，於是，鹹豐十一年一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式成立。奕為總理衙門制定了《六條章程》，以確保其順利運行。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也稱“總署”、“譯署”，職責是辦理洋務和外交事務。其官員分為大臣、章京兩級，衙署設立在京城東堂子胡同。總理衙門剛成立時下設英、法、俄三個股，1864年設美國股，1883年設海防股，後改為日本股，下設機構還有總稅務司和同文館等。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機構為當時中國的近代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東堂子胡同裏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遺存建築

　　1866年，總理衙門派同文館學生隨同總稅務司赫德前往歐美各國考察遊歷，在總稅務司辦理文案的斌春隨同出使，他將見聞整理後以《乘差筆記》出版，成為中國記述歐洲最早的第一手資料。1868年，總理衙門又派海關道員誌剛、禮部郎中孫家谷和同文館學生六人參加“蒲安臣使團”，歷訪英、法、美等十一國。這使得當時的中國逐漸打開國門，慢慢與世界融為一體。1876年，清政府正式任命郭嵩燾為駐英公使，隨後，駐德、法、俄、荷等國家的公使相繼任命。

　　制定章程每月呈報新聞報紙

　　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後，鼓勵大臣、章京們看報紙。為什麽呢？因為大清成立專業外交機構是一個新鮮事，官員們外交事務閱歷少，經驗欠缺，為了使他們能夠迅速了解世界情況，提升處理外交事務的能力，第一條就是鼓勵他們翻閱各通商口岸呈報的新聞紙。當時，有不少外國人在華辦報，1820年到1890年的數十年間，外國人在華共創辦中、外文報刊近200種。這些報紙是了解外國的最好窗口。奕等人在制定總理衙門《六條章程》中，就要求各通商口岸、南北洋大臣以及沿海各省疆吏把收集到的新聞報紙按月呈報總署。各地中外報刊紛紛向總署匯集，其中一些重要內容由各通商口岸或南北洋大臣組織人員譯成中文，這成為總署大臣、章京掌握國外信息的一個重要來源。

　　其次，就是讓大臣、章京們閱讀翻譯成中文的西方書籍及國人介紹各國情況的著作，還有一些國際公法等。再就是閱讀清政府所派出的出國考察人員和駐外使節的報告、日記。總署在派員出國考察和遣使之初，便賦予他們一項任務，將各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光緒年間，駐外使節及其隨員的日記、旅行記已刊印數十種之多。總署大臣通過閱讀這些著述，也是大開眼界，獲得了不少有關世界各方面的知識。

　　總署辦公經費每月300銀兩

　　總署的領導層是大臣，而具體辦事的則稱為章京。關於總署章京的任用，奕等在籌備奏折中就建議，總理衙門內“應設司員，擬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八員，輪流入直，一切均仿照軍機處辦理，以專責成。”也就是說總理衙門章京的設置，就按軍機處處理。但是，鹹豐帝為防範總理衙門權力過大，下諭規定：凡經選入總理衙門的章京就不再兼軍機處行走。

　　奕作為總署的首領，有他的想法：如果總署章京不兼任軍機處職務，就不好開展工作。因為總理衙門不在紫禁城內辦公，如果不準軍機章京兼任總理衙門章京，就會造成檔案文件分放兩處的局面，查起文件來就很麻煩，甚至影響工作。另外，此前鹹豐帝曾規定各省、各部有關外交機密文件直接奏報皇帝後，存放在軍機處，如果軍機章京不能在總理衙門任職，總理衙門章京又不能入值軍機處，“遇有飭查要件，恐該章京事無責成，亦不免有推諉之弊。”因此，奕請旨“將軍機章京仍兼軍機處行走”。經過來來回回幾次奏請，鹹豐帝終於同意了。自此，總理衙門章京共三十二人，其中八人由軍機章京兼任，總署的章京兼職就形成了定制。

　　總署是個新設的單位，在成立之初，奕為總署確定了“經費宜節”、“杜絕浮濫”的財務管理原則。因為總署大臣、章京均為兼差，都有本職薪俸，他們在本衙門領取，所以總署初設時僅考慮到辦公經費一項，以每月300兩銀為標準。隨著各項工作的展開，每月300兩的經費有點緊張了。沒過多久，在同年5月，奕奏準每月經費再增添300兩，仍從戶部支領。總署由戶部領取的經費每月為600兩。

　　“俠義”章京取得外交大勝利

　　隨著外交工作的不斷熟悉，總署的章京們，外交能力得到了不斷提升，在實際的外交過程中，有一些官吏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位叫陳欽。

　　陳欽是山東歷城人，歷任內閣中書、總理衙門章京。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後，英、美、法等七國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集結軍艦於天津、煙台一帶示威。

　　陳欽作為總理衙門章京，被指派跟隨工部尚書毛昶煦前往天津，與專為教案調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一起處理此案。在與各國領事的多次談判中，陳欽表現出了剛柔相濟的外交才能。他按理抗辯，侃侃而談，使得洋人也無話可說。但是法國公使羅淑亞態度強硬，堅持要將天津教案發生時的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和天津縣知縣劉傑處以死刑。曾國藩據理抗爭，堅決不予執行，“查府縣實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實難再允所求”。

　　法國公使執意要殺，曾國藩則想保全，兩相僵持不下。這時，陳欽輕車簡從，獨自一人前往法國領事館與法國公使談判。根據後來陳欽《墓誌銘》的記載，陳欽對羅淑亞這樣說道：“汝必欲勠此二人者，不過以懲一儆百者。為異日計耳，我百姓蓄怨怒矣，將致死於汝，能當之乎？如必欲快其誌者，何不即擊我？”

　　陳欽的意思是，羅淑亞一定要處死張光藻等人，實為殺一儆百，如果非要執行，就那殺了他陳欽好了。通過這個記載來看，陳欽單騎赴敵，義正辭嚴，頗有一番俠義之氣。或許正是他的凜然正氣，將狂妄的羅淑亞折服，最終，張光藻等人最終逃過一死，以發配黑龍江了事。這次外交鬥爭的勝利，表現出了陳欽的非凡氣度和膽略。

　　另一位有過傑出表現的章京就是唐文治(1865年-1954年)。他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考取總理衙門章京，其間他兩次充使節隨員，遍訪日、英、法、比、美等國。唐文治剛到任總理衙門章京時，由於不熟諳外交，便以吏為師，認真學習《萬國公法》和各國條約，並廣泛閱讀歷任外交使臣如曾紀澤、黎庶昌的文集，由此初得門徑。他還自學了俄文，平時，他十分關註國內外重大外交事件，並搜集資料，寫出了工作劄記。他在《職思隨筆》中，對甲午戰爭、庚子賠款以及日俄在我國東北的掠奪等重大事件均有記載，對外交事件融入了他的思考和總結，給今人留下了寶貴的外交史料。

　　唐文治的高光時刻發生在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之後不久。1901年《辛醜條約》第十二款規定：“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2月，葡萄牙對十年前簽訂的中葡條約，提出修改的要求。同時因為清政府整頓關稅，葡商有增稅的負擔，導致葡萄牙的不滿。所以，在改約的照會中，他們聲明除澳門之外，廣東的大孤、小孤等島嶼屬於葡萄牙的管轄範圍。葡方語氣強硬堅決，令外務部官員頗感棘手。

　　此時唐文治站了出來，義正辭嚴地提出堅決拒絕葡國的無理主張，唐文治指出：“按中國輿圖，並無此島屬於彼島之例。……至值百抽五，各國一律，與分界毫無關系，不得因此要求也。”由於唐文治的據理力爭，葡方也只得作罷。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清末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外交中，這無疑是一次不小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