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鹿鼎記》裏，敘韋小寶回揚州辦事，聽聞吳三桂舉兵造反，叫師爺誦讀解說朝廷斥責吳三桂的詔書。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以及天地會的李力世等在側旁聽，均想：“聖旨中只說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斥責吳三桂忘恩負義，不提半句滿漢之分，也不提他如何殺害明朝王室，可十分高明，好讓天下都覺吳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該。”

熊賜履

　　這一道詔書，歷史上稱作《宣諭雲貴等處官民敕》，實際作者是當時翰林院的掌院學士熊賜履。正是他引導康熙帝躬行儒學，集中解決老百姓的生計問題，後來又被選中輔導皇太子，可見康熙帝對他的器重之深。他的《澡修堂集》裏，有一首詩曰：“存誠主敬工夫大，列聖相傳只此難。何物老傖堪受此，銜恩出直淚闌幹。”就是康熙帝賜予他一副對聯，聖恩浩蕩，讓他這個“老傖”感動得涕淚交流，因此而作了這首詩的。

《澡修堂集》

　　按說“老傖”之謂，乃是南方人的臟話，比如章炳麟的《新方言》就解釋道：“今自鎮江而下，浙閩沿海之地，無賴相呼曰老傖。”熊賜履是湖北孝感人，此前一度蟄居江寧。江寧是南京的舊稱，和鎮江離得很近。他以“老傖”自居，那就好比是北方人罵“老王八蛋”，非但不文雅，兼且不自重。

　　一個人要感謝聖恩，無論如何謙卑，總不至如此自辱。熊賜履卻是當真做過一件缺德事，結果被人揭發，弄到革職出京，因之自稱“老傖”倒是不算苛責。

　　忠肝義膽

　　帝王之師

　　熊賜履是崇禎八年(1635年)生人，父親熊祚延是明末秀才。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橫掃湖北，熊祚延組織團練反抗，被流寇所殺。熊賜履沒了父親，全靠母親拉扯大。他閉門苦讀，順治十五年(1658年)高中進士，光耀門楣，康熙四年(1665年)升任內翰林弘文院侍讀。

　　清朝當時沒有設立內閣，而是分立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和內弘文院，簡稱內三院，後來又把翰林院合並進來，分別稱作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秘書院和內翰林弘文院。內翰林弘文院的職責是議論古今政治得失，給皇帝和皇子講課。熊賜履推崇理學，曾著《閑道錄》抨擊王陽明的學說，提倡“明善”“主敬”等宋儒觀點，思想上比較復古，所以又有人批評他是反動理學家。

　　是否反動，無關宏旨，且不去管他。但是宋儒的忠義精神，確實影響了熊賜履，使他面對看不慣的事情，可以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不畏懼權勢。正是《閑道錄》完稿那年——康熙六年，他大膽上奏：“王道必以正心為本。”批評鰲拜等四大輔臣的做法是禍國殃民，破壞社會穩定，進而指出要依靠儒學，使滿漢團結。鰲拜厭惡他妄言朝政，要治他的罪，康熙帝卻非常欣賞他的意見，表示：“彼自陳國家事，何豫汝等耶？”硬是將他給保了下來。

　　鰲拜集團覆滅後，熊賜履升任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內翰林國史院的職責是撰擬表章、編纂皇帝的言行實錄，這就使他和皇帝的關系更近了。康熙九年八月，內三院被並作內閣，又重新拆出翰林院，由熊賜履擔任掌院學士。這以後的幾年裏，熊賜履深知皇帝年幼，尚可塑造，因此竭力講學，千方百計給皇帝灌輸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

　　康熙十二年，朝廷決計撤藩，熊賜履積極輔佐皇帝平叛，韋小寶聽到的那篇《宣諭雲貴等處官民敕》就是他所擬的。敕文要求老百姓各按職業，並不株連，有能擒斬吳三桂者則予以重賞，有率眾來降者則論功敘錄，從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吳三桂的勢力。康熙十四年，以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他做了武英殿大學士，官居正一品。

　　誤擬票簽

　　五內俱焚

　　其實撤藩之前，熊賜履持的是反對意見。他知道歷史規律，撤藩則三藩皆反。但是皇帝堅決撤藩，儒家的忠君愛國之念，激發了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讓他義無反顧，支持皇帝。這是儒家精神中追求道德完美的一面使然。

　　雖然人無完人，但是儒家，特別是宋儒，就偏偏強調做完人。熊賜履後來之所以做出一件缺德事，害得他幾乎身敗名裂，恐怕正是和這種追求完美的執念有關。

　　他所做的那件事，就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嚼簽案。時值三藩軍勢的膨脹期，西南失守，天下震動，而明朝宗室和鄭經集團則打算渾水摸魚。各地急奏不絕，內閣的票擬匆促，就常常出錯。所謂票擬，是指內閣大學士先讀奏章，將建議寫到小紙片上，稱作票簽，夾在奏章之中，進呈皇帝參考。康熙朝的內閣由四殿二閣構成，四殿是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二閣則是文淵閣和東閣。四殿二閣，滿漢各一，合計十二個大學士。十二人都是飽學鴻儒，但是文無第一，相互間不免有競爭情緒。保和殿大學士杜立德，年逾花甲，經常有糊塗之態，讓事事精細、追求完美的熊賜履很不滿意。可是那年七月，熊賜履卻把陜西總督哈占“報獲盜犯、開復踈防等官”的票簽給弄錯了。

　　哈占所言“開復”是要將以前被免職的官員復職，熊賜履的票擬則是：“三法司核議具奏。”意思是要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會同審理。三法司核議，這是朝廷處理重大案件的舉措，比如死罪中需要處以斬刑、絞刑，在京的才交由三法司會審確認。哈占說人家捕獲盜犯，該當官復原職，熊賜履給皇帝的建議卻是從重議罪，簡直莫名其妙，全不沾邊。

　　康熙帝讀到票簽，付之一笑。他早就習慣了內閣的誤擬，一直秉承儒家的精神，寬仁以待，本來該是罰俸的事，往往一句：“他們心亂了，本無大事。”就不再追究。他看到票簽，照舊只是問了一句：這是誰人所擬？當個笑話，無傷大雅。熊賜履卻是五內俱焚。

　　執念太深

　　鑄成大錯

　　大凡自矜自高之人，最難以容忍和接受的，便是承認錯誤。何況熊賜履素以“帝師”和“楷模”自詡，看不慣別人出錯，更不肯變成和別人一樣。因此他慌急之下，居然就動了邪念。

　　原來內閣的票簽，紙條很小，有時不便署名。康熙帝退回票簽，眾人要第二天查對原簽(底稿)才知道是誰所擬。結果次日五鼓，熊賜履便趕到內閣，命人取來原簽，居然將原簽嚼了咽了。又想到杜立德是個老邁糊塗的人，索性取來杜立德的一條原簽，撕去一截，將錯簽謄到上面，打算嫁禍給他。

　　熊賜履做完這事，等到杜立德進來，便迎上去說：“老先生昨又錯批了本了。”沒想到杜立德這時候竟一點兒不糊塗了，看罷只道：“昨日不曾見此，是何緣故？”立刻招人查問，何以只有這一簽短去一截？這時，保和殿的滿族大學士索額圖從旁說道：“這容易。查昨日幾本、幾原簽，即可知是誰錯。”一查之下，發現熊賜履缺了一簽。熊賜履只好硬著頭皮，怒道：“這樣，難道原是我作弊不成！”雙方爭執時，突然有人出頭指認熊賜履。原來此人昨晚去親戚家喪事守夜，來得更早，躺在炕上休息時，親眼看見熊賜履翻閱原簽，取了一條咽下。

　　熊賜履至此無話可說。眾人將事情交至吏部，康熙帝沒有辦法，只好秉公處理，下旨將他革職，後來又說：“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曉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虧他，何如有此。”

　　其時，吳三桂軍隊殺進湖北，隔長江和清軍對峙。熊賜履不敢返家，蟄居江寧。江寧有個織造局，負責向宮中供應絲織品，管事者稱作郎中。當時的江寧織造郎中，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曹璽揣摩上意，格外關照熊賜履，兩人往來頗密。曹璽死後，江寧民眾把悼念他的詩詞結集出版，作序者就是熊賜履。後來康熙帝巡視江南，果然特別召見熊賜履，並給他題了“經義齋”三字匾額，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又讓他回朝擔任禮部尚書，四年後調任吏部尚書。

　　存誠主敬

　　老傖自新

　　熊賜履重回朝廷，如獲新生，自然是如履薄冰，兢兢業業，堅決以儒家的美德自律了。至康熙三十八年，他奉命教育太子，以“東閣大學士”的資格，再一次列席內閣(東閣，是太子讀書的地方。太子的住處稱作東宮)。推本溯源，這都是他當年向康熙帝倡導儒學之功。師恩深重，換來康熙帝的寬仁大量，可說是因果相生。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冬月十五日，康熙帝召見熊賜履詢問疑難，很是滿意，當晚親題了一副對聯給他，派內監捧出。聯曰：“存誠涵物理，守敬積天真。”又傳旨道：“卿學本如此，道其實也。”

　　存誠守敬，其實就是存誠主敬，意指恪守誠敬，是宋儒的律身之本。熊賜履詩中的“存誠主敬工夫大”一句，便是由此聯而來。第二句“列聖相傳只此難”則是他本人的切身感受。其實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關鍵是犯錯以後，是不是知道廉恥，能不能悔過自新。第三句“何物老傖堪受此”以“老傖”自比，雖然失之俚俗，倒確確實實是他的肺腑之言，視作性情流露的第一反應，亦無不可。末一句的“出直”是“直出”倒裝；“闌幹”則是“縱橫”之意。所謂“淚闌幹”者，就是老淚縱橫，涕淚交流。

　　熊賜履捧著皇帝的褒獎之聯，銜恩直出，又是慚愧，又是歡喜。所慚愧的，自然是昔年做下的缺德事。所歡喜的，則是他正視了錯誤，努力自新，最終再次贏得了皇帝的器重，這一生畢竟無愧於儒家精神。他作詩時所流下的淚水，是足以洗刷他這二十幾年來所積壓的憋屈感了。

　　(原標題：“帝師”熊賜履為什麽寫詩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