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2月17日電　澳門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吳志良近日接受中通社專訪。以下是問答全文：

受訪者供圖

問：吳會長您好，您從1988年進入澳門基金會，親歷澳門回歸，見證了這片土地回歸後的巨大變化。能否請您說說澳門回歸25年來、實施“一國兩制”的發展成果？

答：在回歸祖國的25年之中，澳門既有她的“變”和“不變”，“變”的是經濟發展越來越國際接軌，社會結構也因為這樣也越來越多元化。從經濟方面來說，隨著“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日益鞏固，澳門經濟的韌性有所增強，已獲國際組織認可為發達經濟體。澳門經濟的第二次騰飛也讓特區政府有更充實的資源改善民生，提升居民整體的生活素質，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矚目成就。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如今的澳門確實正處於最好的發展時期，並隨著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越來越深入，澳門將迎來更多、更新、更好的“變”，澳門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越來越成為現實。

與1999年比較，澳門在2019年的經濟總量實質增長3.94倍；2023年的總量仍為1999年的3.15倍；總體失業率從2000年第二季度的7.1%高峰回落至2024年第二季度的1.7%，回復疫情前“全民就業”的狀態。在改善民生的過程中，形成對教育、社會保障和房屋供應等的長效機制。全澳中小學通過澳門基金會和教育發展基金的資助得以擴建或重建，並成為大中華地區第一個實現15年免費教育的城市。特區政府先後推出“敬老金”、“現金分享”和建立雙層式社會保障體系，並從細節出發，推出醫療補貼計劃、長者安裝假牙計劃、長者免費乘車、學生乘車優惠、學生享用免費的牛奶和豆奶、水電費補貼計劃等措施。而為了紓緩居民的住房需求，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公共房屋建設，以低收入住戶為對象的社會房屋供應問題接近徹底解決，同時可以滿足居民在一段時期對自置房屋的需求。

至於“不變”，就是澳門素有的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和守望相助的傳統，還有居民對維繫和賡續“愛國愛澳”精神的自覺。通過“愛國愛澳”精神的引領，澳門不但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迹，也讓全體居民同心一致，在回歸以來先後克服SARS、“天鴿”和“山竹”風災、外部勢力的衝擊，以及最近的新冠病毒疫情。

問：您一直為澳門的文化事業奔走，能否談談文化對於目前發展多元經濟的澳門，將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答：回歸25年來，澳門取得最重要的一項文化成就是“澳門歷史城區”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顯示出國際社會對澳門作為促進東西方文明對話交流平台的歷史功能的充分肯定。“澳門歷史城區”獲列入世界遺產之後，澳門的學校、社團、學術機構在教育、文化部門和澳門基金會的組織下，舉辦和組織了多項圍繞“澳門歷史城區”建築物和廣場空間的歷史和發展的宣傳和研究活動，大大夯實了“澳門歷史城區”以至整個澳門的歷史文化內涵，“澳門故事”的叙事也越來越完整。“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世界遺產，也代表我們對國際社會負有妥善保護、善盡《世界遺產公約》的責任。為此，立法會通過了《文化遺產保護法》和《檔案法》，特區政府制定了《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使“澳門歷史城區”以至整個澳門的所有文化遺產的保護從法制上得到根本保證。

自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把澳門建設成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後，社會各界也朝著這個方向共同努力，特別在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交流方面，例如澳門藉助獲選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的美食領域成員的契機所舉辦的各項交流活動、世界衛生組織在澳門設立的傳統醫藥合作中心所開展的研究項目、聯合國大學澳門研究所和聯合國亞太經社會颱風委員會秘書處為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而推動的國際交流、2025年我們要成為代表中國的其中一個“東亞文化之都”等。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不忘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兄弟城市加強交流，例如每年派出代表參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 “品讀灣區”9+2城市悅讀之旅、本年10月底在澳門舉辦的“大灣區文化遺產論壇”和配套活動等。再加上澳門既有的國際文化和學術交流活動，例如“澳門國際音樂節”、“澳門藝術節”、“澳門藝穗節”、“藝文薈澳”、“中葡文化藝術節”、“中國——葡語國家文化周”、“中國─葡語國家文明互鑒論壇”等，澳門在這25年的文化領域工作已超越以往只重視兩個國家之間（葡萄牙和中國）的雙向交流，趨向立體化，在這個過程中不但讓澳門建立起長效的機制保障，澳門自身的文化組織和管理能力也日漸成熟，同時漸漸形成讓世界通過澳門了解中國，也通過了解澳門而探索人類和諧相處之道的格局，使得澳門文化能切實提升澳門城市的國際地位，以及澳門與一座國際化城市相適應的內涵和品位。澳門文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賦能，就在於澳門城市質量的實質提升。

問：澳門基金會開展的 “澳門記憶” 文史網，已經開站5年，一直以來您為“澳門學”貢獻很多，能否請您談談這項工作的長久意義？

答：推動“澳門學”的不斷持續發展，是澳門基金會學術研究工作重點之中的重點。事實上，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中，“澳門學”是整個歷程的中軸，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就是圍繞這一中軸而發展起來的。自1980年代“澳門學”被首次提出以來，一直是澳門學術界努力的方向，及至回歸後澳門經濟社會的飛躍發展，使全面而系統地發展“澳門學”成為廣泛共識。構建本土知識體系、形成一套反映出澳門獨特性的完整系統的宏觀敘述及解釋體系，是現階段“澳門學”的學科建設願景之一。澳門基金會於2010年起定期舉辦“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討論和交流“澳門學”的學術範式、學科建設和學科發展，展示澳門學研究的最新成果提供必不可少的平台。自2019年起，研討會調整舉辦形式，以支撐澳門學學科發展方向的領域為主題，注重研究成果和經驗的連貫累積，使今後舉辦的研討會能自然地向“澳門學”學科建設轉型，從而提煉構成澳門本土人文關懷和城市精神的重要元素，以期取得拋磚引玉之效。

要提煉出構成澳門本土人文關懷和城市精神的元素，離不開對本土風俗、習慣、景物和事件的系統整理和記錄，尋找澳門傳統文化的基因，既能作為喚起澳門居民集體回憶的證物，也為開展歷史、文化、文化遺產等領域的學術研究提供盡量貼近現實和客觀原貌的基礎資料，搶救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瑰寶，從而盡可能得以完整保育和傳承。為此，澳門基金會於2008年啟動“澳門記憶”大型項目，通過構建龐大的可檢索網絡系統，將澳門珍貴資料、生活場景、建築、風土人情等，科學有序地儲存和累積，成為歷史的載體。作為一項全面挖掘和整合澳門歷史資源的大型文化工程，基金會整合澳門本地、中國內地的學界和民間社團多方面的資源和力量，並適當尋求國際組織的技術協助，同時通過不同形式與澳門的教育、歷史學、文創業、影視、語言學、收藏家、文物關注、書畫、資訊科技、文獻及圖書館、動漫等相關界別的機構及社團領袖討論。基金會對有關計劃給予全力的支持，以重點打造專題為起步點，通過縱橫的歷史記憶、文獻史料、風景名勝、歷史古蹟、名人專題、傳統習俗、老照片、收藏品，冀使“澳門記憶”成為全民參與的長期項目，以及與大眾溝通的互動平台，讓市民分享集體回憶，也藉此提升澳門人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增強家國情懷。

澳門基金會承擔的另一項大型文化編纂出版項目是與文化和旅遊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合作的《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該項目是由10個獨立的編纂子項目組成，對本土民歌、歌謠、諺語、故事、戲曲、曲藝、舞蹈等範疇展開深入系統的挖掘和調研。澳門基金會於2012年度啟動編纂工作，結合文化和旅遊部的專家與澳門相關領域團隊的力量，全面搜集、整理澳門民間藝術資源。項目開展以來，與各方保持密切的溝通和聯繫，並在本地組織工作坊、講座等活動，凝聚澳門民間力量，規範編纂內容。部份項目的編纂小組更構建網上徵集系統，務求吸引市民參與，挖掘更多資源。目前已完成《中國戲曲志．澳門卷》和《中國曲藝志．澳門卷》的編纂並出版發行，其餘各卷也正陸續進入終審和補充修訂階段。這一國家大型的修志工程在澳門的啟動，不但搶救了澳門民間潛在失傳的文藝，明確澳門的文化符號，也標誌著澳門文化建設工程開始融入國家文化建設大局，通過澳門文化特色，突顯中華文化“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並收兼蓄、有容乃大的精神。

問：澳門回歸25年，香港回歸27年，作為實施“一國兩制”的兩個特區，您認為兩地可以如何更好地合作共同服務國家所需？

答：在我看來，實行“兩制”的香港和澳門，應彼此重視雙方的關係，利用好雙方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尋求在制度、政策等實現有效對接。由於歷史的原因，香港和澳門在制度上長期受到西方的影響，香港的海洋法系和澳門的大陸法系各有優點，也決定了港澳兩地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既有相似之處，同時也有不同的地方。海洋法系注重習慣法和判決案例對法律施行的作用，從個別案例入手，歸納到一般情況，這使香港實施民商法律時能及時適應和調節當地社會的實際情況，是香港得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因素之一。大陸法系注重法律的穩定性，其原則的剛性除了使修改法律條文的門檻極高之外，法律的演繹推理是從法律原則入手，案例是否符合法律原則才是前提，其優點在於法律原則的普適性有所確保，也使奉行大陸法系的不同管轄區域之間有更順暢的對接和銜接，是澳門回歸後與內地有更好對接的其中一個制度因素。

同樣由於歷史的原因，港澳兩地長期以來有著密切的民間和經貿往來，特別是1960年代以來，香港廠商由於未能應付大量歐美訂單，加上受當時澳葡當局優惠政策的吸引而紛紛來澳投資輕工業以至服務行業，對澳門經濟的現代化有過重要的貢獻。自從澳門旅遊業興起以來，香港一直是澳門重要的旅客客源，而香港密切的國際聯繫和先進、高質量的服務行業，也是澳門居民樂意前往香港旅遊，以至取得服務的首選之地。由於在1980年香港“抵壘政策”結束之前澳門居民前往定居工作仍相對便利，大量的澳門居民於是同時具有香港居民身份，而澳門在回歸前後也吸引過一些香港居民前來謀生，當中有一部份更選擇在澳門定居。港澳聯姻的情況至今仍相當普遍，不少澳門的家庭在香港也有親屬。從灣區的角度看，澳門與香港的交往程度，不亞於澳門與珠海、中山和江門的交往，而且交往的範圍可能要比內地城市更廣泛一些。

我們在談及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時候，往往只牽涉粵港和粵澳關係，而鮮有提到港澳關係。過去，出於英國和葡萄牙的對外政策不同，彼此形成忌憚，兩地不通過官方管道加強聯繫完全在情理之內，但回歸後港澳事務既然同屬中國內政，民間的密切往來並不代表兩地政府可以不需要通過規劃來進一步加強聯繫。事實上，澳門在致力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當前，亟需藉助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優勢來帶動澳門的多元化發展。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框架下，香港一方面要鞏固和提升其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另一方面要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同時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這些方面在近年取得的進展也是有目共睹，也與澳門通過發展現代金融、文化旅遊、科技創新、醫藥健康、專業服務來實現多元化發展呈高度契合。港澳兩地政府可以通過尋求政策的趨同，以及聯合招商引資等方法，實現彼此的協同發展並共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可以讓澳門提高其國際化水平，深化其國際化城市的內涵。尤其從旅遊產業發展的角度看，澳門和香港一邊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另一邊是“國際城市旅遊樞紐”；從建設人文灣區的角度看，一邊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另一邊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彼此呈高度交集，既有相當充分的互補和合作空間，也為大灣區內地城市提升旅遊接待水平和質量發揮輻射作用。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港澳兩地應該密切聯手，採取更多有利措施，在公共服務、醫療衞生和教育方面促進一體化發展，以同城化為目標，共同參與大灣區建設，這也會加快大灣區建設的步伐。

問：今年是《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5周年，作為以往產業較單一、發展面積較小的澳門，大灣區給澳門人特別是澳門青年人帶來了哪些發展機遇？未來澳門又能為大灣區的發展做出哪些獨特的貢獻？

答：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以來，中央各部門和粵港澳三地先後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為澳門青年在大灣區的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等諸多方面提供多層次、多領域、全過程的政策保障，聚焦強化政策協同、服務協同、資源協同，在支持和保障澳門青年在大灣區就業、創業、社會服務等方面也有相關的政策。澳門特區政府在2022年5月推出“澳門青年實習計劃”，鼓勵澳門青年在珠海、廣州等大灣區城市實習交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灣區城市給澳門青年人帶來的發展機遇是極其廣闊的，特別是灣區內地城市及時發布人才需求目錄，引導港澳青年到各類企業就業，地方政府也做好事業單位的公開招聘工作，允許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報名參加，又引入一批在灣區就業的港澳籍人士擔任職場導師，為港澳青年提供精細化指導。事實上，廣東省已經出台全鏈條式的服務政策，為入孵項目提供政策、管理、法律、財務、融資、市場推廣和培訓等方面的服務，搭建“孵化—投資—加速—輔導上市”全過程服務體系，為澳門青年在發展灣區事業時少走彎路，盡早投入狀況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當然，長遠來說，這種就業、創業的便利應是雙向的，這才有利於大灣區共同家園的建成。

從推動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澳門的城市定位和功能其實也與文化和旅遊直接有關，也就是要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以及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綱要》的其中一項基本建設原則是創新驅動，改革引領。結合廣東改革開放先行先試和港澳地區實施“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灣區城市完全有條件按照《綱要》提出的要求，發揮地域相近、文脈相通、人緣相親的優勢，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加強青少年交流和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互鑒，從文化的側面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典範。發展特色城鎮，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呈現對接，也是《綱要》裡提出的要求。因此，要鞏固或實現《綱要》提出的這些建設目標，我們要讓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在大灣區區到處開花。我們應該與大灣區的其他兄弟城市有更多的互動和互補，既要得到她們的支持，但我們也有責任去支持她們。具體而言，我們應該鼓勵澳門和灣區內地城市有多些自發的文化藝術交流。針對當前我們缺乏穿針引綫的平台，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近期便與廣東省文聯和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合辦首屆“粵港澳文藝骨幹交流季”。這是一場以粵港澳三地中青年文藝骨幹為對象的專業培訓活動，通過創新的開放培訓營方式開展教學，打破傳統的固定班級教學模式，從而營造有利於交流互鑒的良好氛圍。我們希望諸如這些活動所產生的孵化效能，可以為粵港澳大灣區藝壇同好展開自發交流提供啓迪，先通過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水平和創作出更多優秀的藝術作品，從而成為發展灣區文化、繁榮灣區文化的直接參與者，再通過自發交流使這種直接參與感可以進一步有所展現和體現。

問：澳門作為亞洲地區中葡文化交融的地方，可以為葡語世界讀懂中國、為中國拓寬國際朋友圈，發揮什麼樣的平台作用？

答：由於歷史上的原因，葡語國家和地區在澳門擔當中外交流基地的角色上一直扮演著顯著而深刻的角色。天主教傳教士得以通過澳門，把歐洲的技術、學說和文化藝術傳入中華大地，而中國的哲學、語言、文學、歷史、地理、工藝美術等，也得以通過澳門向歐洲傳播，再向世界廣泛傳播開去。澳門成為中外文化交流對話的公共空間的角色，在衝突發生時顯得更見重要，例如清初“中國禮儀之爭”，康熙皇帝巧妙地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將聖座特使遣送澳門聽候發落，通過葡萄牙的據居地位和利用其切身利益，以澳門作為緩衝，爭取迴旋空間，發揮了訊息傳遞和人員往來的橋樑作用。

另一方面，澳門作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中心之一，雲集葡萄牙、英國、荷蘭、西班牙，以至美國等地商賈。雖然後來澳門的經貿地位變得次要，但澳門與葡語國家和地區的情感和經貿聯繫從未中斷，葡語地區曾一度成為現代澳門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全盛時期曾佔澳門出口總額的一半，為當時處於工業現代化初期的澳門奠定牢固的發展根基，為日後澳門向服務業轉型邁進提供前提，成就今天的澳門成為聞名遐邇的旅遊休閒勝地。

2003年10月，“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落戶澳門，充分體現中央人民政府對澳門的高度重視，信任澳門在推動和促進中國與世界的交流交往，以至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上，有能力扮演重要的角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澳門要建設成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及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門與葡語國家開拓並發展金融和專業服務、食品集散、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和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交流中心。中共二十大報告也重申，要發揮澳門優勢和特點，鞏固提升澳門地位，深化澳門同各國各地區更加開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

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在澳門共存共生共榮，形成了中西並舉、古今同在、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城市特性，塑造了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城市精神，中華文化和其他文化既有自身的獨特個性，不同文化之間也存在共通點。澳門的歷史經驗不僅創新性地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構築了西學東漸、東學西傳的橋樑，還成為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兼容並蓄的典範。這種在中外文明都能辨別得到的澳門文化標記，使得我們在現階段建設澳門的“一平台”和“一基地”過程中，應著力探討澳門長期對外交往所形成的獨特話語體系的基本內容，特別是中外群體在澳門長期共同生活、交往交流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對話範式、中外敘事相互結合，敘事方式交叉互換，以及中國視角和世界視野兼顧共融的具體特徵。

問：澳門與台灣在教育、文化等領域有不少交流，您認為澳門可以為兩岸融合發展扮演什麼角色？

答：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帶領香港各界人士，攻堅克難，砥礪奮進，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保持澳門社會經濟政治大局穩定，推動各項事業向前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新進步。

25年來，我們見證著在“一國兩制”下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護，民主政制依法穩步推進，經濟發展欣欣向榮，各項社會事業邁上新台階，居民生活水準和生活素質顯著提升，對外交往和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我們也見證著中央政府始終高度重視澳門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全力支持澳門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在謀劃和推進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時充分發揮澳門的作用，積極推動澳門與內地開展交流合作，為澳門保持繁榮穩定提供堅強後盾。特別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成立，為澳門的長遠發展提供廣闊的腹地。

“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更是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對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是最有利的安排。“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將為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提供示範作用。通過澳門推動與台灣更加廣泛的民間交流，讓更多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少年來澳門親身感受澳門的發展，也相信可以讓台灣同胞看得到、感受得到“一國兩制”和祖國大陸發展為自身帶來更好的發展潛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