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冠確診超2500萬，中美表現迥異的原因2500年前就定了？北京時間1月25日上午，美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2500萬例，逾41萬人因此喪生。美國這個“全球應對流行病準備最充分的國家”，已淪為世界上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14億民眾繼續全力支持政府抗疫。盡管部分地方出現散發疫情，民眾生活工作因防控措施受到一定影響，但絕大多數百姓都相信這是利民之舉，社會秩序井然。 同樣面對新冠肺炎病毒，太平洋兩岸表現為何反差如此之大？美國終是強盛一百多年的全球第一強國，而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拋開部分政客個人以及美國政治因素，中美表現迥異的背後有無文化差異？ 兩千五百年前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說過一句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千五百年後，這條曾被黑格爾評價為“平淡無奇”的道德箴言，卻在1993年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大會上，作為處理群己關系的“黃金法則”，寫進了《世界倫理宣言》。受此啟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7年還專門啟動了“普遍倫理”的研究項目，研究建立全球性普遍倫理的可能性。 就文明根性而言，中華文明向來是以家庭倫理為核心來組織政治社會共同體，形成親親為仁之本(《論語》：“孝悌其為仁之本”)的倫理精神。 歷史學家許倬雲指出，中國族群的融合向來以親緣而非地緣關系作為結合的方式。親緣關系成為所有關系裏的基因，這構成中國文明相較於其他文明的很大特色。 正是由於以親緣關系建構政治共同體，實現了親緣關系在家與國之間的延伸，讓中國人在面臨共同外部威脅以及共同災難時能夠形成強大的內部凝聚力與組織力。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 就百姓而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道已凝結為深層文化心理。傳統文化熏陶下的中國人懂得，每個人都不是孤立的原子式個人，而是在社會大群中與他人緊密相關、共呼吸共命運的一份子，盡好自己本分的同時也要幫助他人盡到其本分與責任。因此中國人自覺戴上口罩，遵守居家隔離令，既對自己的生命與健康負責任，也承擔起捍衛大群體安全的責任與使命，將心比心，盡己推己。 就國家而言，中國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支持發展中國家抗疫鬥爭，為全球公共衛生事業貢獻力量。中國在做好自身抗疫工作、保障國內抗疫需要前提下，根據疫情嚴重程度、醫療衛生條件、疫情國具體援助需求和自身能力等因素，向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開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援助時間最集中、涉及範圍最廣的一次緊急人道主義行動。今後，中國將： ——繼續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為各方提供醫療物資援助，開展醫療技術合作，派遣醫療專家組。在兩年內提供20億美元國際援助，支持受疫情影響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抗疫鬥爭以及經濟社會恢復發展。繼續毫無保留地同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加強信息共享和經驗交流，開展檢測方法、臨床救治、疫苗藥物研發國際合作，盡快全面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態勢，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 ——繼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完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各國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中還存在不足和短板，各國應團結合作，共同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中國將同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並通過建立30個中非對口醫院合作機制、加快建設非洲疾控中心總部等舉措，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築牢公共衛生防線，提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速度和疾病防控能力。 ——繼續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發揮重要作用。世界衛生組織為領導和推進國際抗疫合作作出重大貢獻，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就是支持國際抗疫合作，支持挽救生命。中國將繼續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並呼籲國際社會加大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政治支持和資金投入，調動全球資源，打贏疫情阻擊戰。繼續支持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機制加強協調溝通，開展聯防聯控國際合作。 反觀西方文明，從文明根性上看，其在起源處就註重個體、家庭與政治社會的分離。西方政治思想中從古希臘城邦政治開始，就有一種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劃分的思維。從古典思想開始，西方人就不把家庭作為一個培養政治性美德的倫理單位，家庭與政治社會之間是斷裂的。如在中世紀早期，西方的基督宗教就是以破除家庭關系的紐帶而造就教會組織下人人平等的團契關系。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公私領域的區分體現為個體自由與群體秩序之間的區分，其最典型表現就是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這種哲學總是在自我與他人之間確立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個體都是有限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由自由個體組成的市民社會始終要防範來自國家權力的幹預。市民社會成為個體私利的角逐場，在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始終呈現一種張力與衝突。 此次疫情中，西方國家公民按照個體權利優先的邏輯，上街遊行反對政府出臺的禁足令、居家令，他們喊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特朗普支持者冒天下之大不韙，攻占國會大廈，釀成濫用個體權利而損害國家公義的騷亂。 正如費孝通總結的中西文明在群己關系上的不同，西方社會關系是“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群己之間界限分明。而中國的社會關系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西方文明在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樹立一道道界限，把個體權利置於公共善之上(“權利優先於善”)。而中國文化形成以個體為圓心向外推擴的、由親到疏、由近到遠的差序格局，從而實現兼顧個體發展與社群和諧的群己關系。 雖然中國的疫情控制住了，但我們不會幸災樂禍。當我們以仁愛之心去看待美國的疫情失控與疫情中各種騷亂的眾生相時，會生起一種巨大的悲憫之心。不但為那死去的數十萬生命而心懷悲戚，也為西方人權邏輯“人權在，而人沒了”的悲劇現實而深感痛心。就像海明威說的，喪鐘為誰而鳴。當西方個體本位的哲學發展到完全無視生命代價之時，是不是到了應該敲鐘的時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