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資本巨頭們紛紛下場2024大選并斥資押注一方，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業和商業人士的支持偏好和資本攻勢成為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也有華爾街高管對大選抉擇持保留態度，仍處於觀望狀態。不少人既擔心特朗普激進的經濟政策會損害經濟，又警惕副總統哈里斯會過於左傾。但無論如何，兩黨競選團隊都在爭取華爾街資本家們的選票和資金支持。

美國共和黨向來能够吸引富豪捐款：他們所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低稅收、營造商業友好環境等都符合華爾街巨頭們的偏好。縱觀共和黨2024年競選進程，特朗普向華爾街拋出的議程也較為明確、簡潔，擘畫了包含一個減稅、高關稅和去監管的經濟藍圖。特朗普第一任期將企業稅從35%降至21%，并大幅推動去監管，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美國金融市場。如今他承諾在第二任期中將進一步削減（在美國國內生產產品的）企業稅率至15%、堅持10：1的去監管政策（即出台一項新規就取消十項舊規）。在其他稅收政策上，特朗普表示將延長快到期的《減稅和就業法》（Tax Cut and Jobs Act）、恢復州和地方稅（SALT）的扣除，給維持國內生產的企業降稅，取消小費、社保福利和加班工資等的所得稅。特朗普還主張設立一個由關稅收入資助的主權財富基金，用於基礎設施、兒童保育和償還國債等領域，支撐他提出的頗為激進的財政計劃。

華爾街的大資本家也成為了特朗普競選期間的大金主，大多來自金融、地產和博彩行業。例如梅隆家族的富商蒂莫西·梅隆（Timothy Mellon）、前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謝爾登·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遺孀米麗婭姆·阿德爾森（Miriam Adelson）捐贈了2500萬美元、對衝基金城堡（Citadel）創始人肯·格里芬（Ken Griffin）捐贈了2000萬美元、黑石集團聯合創始人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捐贈了1800萬美元……進入競選最近幾周，華爾街億萬富翁和其他行業的資本巨頭仍向特朗普和其他共和黨候選人有關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投入巨資。

總體來看，特朗普的競選資金依然大多由華爾街資本大金主貢獻。10月，特朗普競選團隊公佈其9月籌款額為1.6億美元，并聲稱儲備了2.83億美元用於10月的競選活動。10月22日彭博社發文稱，特朗普獲得百萬美元以上捐贈的總額（5.147億）是普通民眾小額捐助總額（2.6億）的兩倍。

但并不能僅憑上述論據便判斷華爾街依舊是特朗普的基本盤，金融巨頭和大企業家們也對特朗普的一些方面表示擔憂。例如，特朗普主張聯邦政府對金融機構的干預甚至是打擊。據CNBC報道稱，特朗普將介入美國主要金融監管機構的人事變動，美聯儲首當其中，其餘還包括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通貨監理局（OCC）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等，這可能將極大衝擊現有金融規則。

而支持者表示拜登任內的監管框架被特朗普取消後“將是一種解脫”，尤其是加密貨幣持有者們對拜登任內美聯儲的強力監管與“央行數字貨幣”（CBDC）深感厭惡，希望特朗普上台後予以鬆綁。

但華爾街與美聯儲存在深度利益綁定，兩者共同通過美元流向不斷獲取剩餘資產，而這套“錢生錢”機制的核心是美聯儲的政治獨立性。這是金融市場穩定的核心要素之一，也能使其盡最大程度避免受聯邦政府的管轄進而維持暴利的金融游戲。拜登任內基本維持了美聯儲的相對獨立性，特朗普則聲稱將強力干預美聯儲，削減其監管政策，這使不少華爾街投資者深感擔憂。

特朗普對高關稅的狂熱也引起了華爾街高管、銀行家和金融分析師們的警惕，他們一致擔心這會提高全球通脹成本，進而影響市場信心。特朗普自身政策和領導風格的高度不確定性也會給金融市場帶來不穩定性，而華爾街的金融巨鰐們顯然更需要一個穩定的資本環境。

從過往的經濟履歷來看，華爾街的老資本家們懷念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對金融業較為友好的政策環境，故而傾向於支持特朗普。例如，美國對衝基金經理、特朗普的堅定資助者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引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繁榮經濟”，這印證了他的經濟政策承諾。但從未來的不確定性來看，他們并未確信特朗普第二任期會同樣如此。

特朗普的副手J.D.萬斯在參議員任內處理過不少金融業、商業相關的議案，也是當時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和“金融機構和消費者保護小組委員會”的成員。他反常地對華爾街和銀行業持強硬態度，金融人士擔心這會影響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相關政策。萬斯在參議員任內曾發起打擊信用卡刷卡費法案、取消銀行對部分企業的服務限制等，并對拜登政府的“反壟斷女強人”、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莉娜·汗（Lina Khan）的強硬舉措表示讚賞。

但萬斯在金融監管的立場上較為保守，例如他反對拜登任內讓監管機構提高大型銀行資本要求的計劃。萬斯也是特朗普搭建華爾街資本在9月開始便極力動員其在華爾街的資本人脈為特朗普籌款，例如長期擔任高盛董事總經理的約翰·安德伍德（John Underwood）、1789 Capital的總裁奧米德·馬利克 (Omeed Malik) 和私募股權巨頭Tiger Infrastructure Partners的CEO埃米爾·亨利 (Emil Henry)。若特朗普勝選，對於金融業態度曖昧的萬斯將如何影響政府對華爾街的政策，值得關注。

儘管許多華爾街人士認為拜登政府對商業“充滿敵意”，但哈里斯試圖向華爾街高管們保證她在任期間將是華爾街的溫和派。哈里斯不斷對華爾街施展影響力，《金融時報》形容她對華爾街資本家們展開了“魅力攻勢”。

哈里斯從拜登政府接手的是一個對金融業商業利潤增長的環境，哈里斯進一步自稱對資本和企業更加友好。自從8月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獲得候選人提名後，哈里斯就確定了比拜登更加親商的立場，試圖與華爾街的金融資本巨頭建立聯繫。

8月份民主黨全代會上，哈里斯邀請美國運通前CEO、私募股權集團General Catalyst現任董事長的肯·切諾爾特（Ken Chenault）前來站台助陣。她在華盛頓的住所裡接待了多位華爾街企業CEO，包括CVS的CEO凱倫·林奇（Karen Lynch）、Visa的CEO瑞安·麥金納尼（Ryan Mclnerney）。

一些華爾街高管表示，哈里斯對商界領袖的示好與接近使得部分對特朗普持觀望態度的金融人士開始考慮轉向。Paul Weiss律師事務所主席布拉德·卡普（Brad Karp）相信哈里斯將會采取親商業立場，“她將強大的商業環境視為推動經濟增長和創造機遇的引擎……她傾向於合理的監管、可預測和透明的規則。”

哈里斯的一些華爾街資助者，例如黑石集團（Blackstone）的首席運營官喬納森·格雷（Jon Gray）、投行Centerview Partners的布萊爾·艾弗隆（Blair Effron）等，更是一直在促進華爾街金融人士和哈里斯之間達成更緊密的聯繫。一些知名的華爾街高管還成立了一個單獨的外部籌款組織Business Leaders for Harris，該組織自行開展全國性競選活動，諸多著名資本巨頭為哈里斯在經濟金融領域站台。

哈里斯的華爾街人脈也有向幕僚團隊滲透的傾向。例如，哈里斯的妹夫、Uber高管托尼·韋斯特 (Tony West) 一直是她的高級顧問之一。根據《金融時報》報道，與哈里斯關係密切的財務高管表示，哈里斯已向華爾街保證她將任命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的新負責人，而立場不會像現任主席那般激進。她將一些金融界商界人士置於競選團隊附近，又釋放出親華爾街的人事變動信號，確實吸引了不少華爾街的中間選民。

由於哈里斯過往履歷幾乎不涉及金融業和商業，華爾街人士對參選前的哈里斯知之甚少，無法對哈里斯作出準確判斷。哈里斯向金融界的示好并沒有說服一部份華爾街人士，他們對哈里斯的親商形象表達了質疑。例如一家大型資產管理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匿名表示，他無法確定哈里斯是“我們所認識的、非常進步的參議員”，還是“過去幾周出現的、‘我愛資本主義’的新中左翼政客”？

總體而言，哈里斯傾向於加強財富再分配和公司責任，對企業和高淨值人群加稅，以此減少社會經濟不平等，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華爾街對這些政策反應不一，一些金融人士支持其穩定經濟的目標，但也有人擔憂監管加碼對市場活力的抑制。

根據《福布斯》的報道，哈里斯提議的稅收政策會對投資者帶來衝擊。一是加征“長期資本利得稅”（long-term capital gains tax），將從目前稅率15%或20%（取決於個人稅級）上升到固定的28%。如果這一政策生效，華爾街的投資者可能會在立法之前感受到拋售的壓力，進而導致股價下跌。二是對高淨值個人的"未實現資本利得"（unrealized capital gains）征稅，這是一項新提議。根據《福布斯》的分析，假設一位股民以100美元/股購買1000股股票，兩年後漲至125美元/股，而哈里斯的提議是對25000美元的為實現收益征稅。如果這一政策生效，華爾街的金融玩家們將會面臨極大的投資風險，間接使得資本市場的投資減少。

此外，拜登-哈里斯政府明確、強烈且事實上的親工會立場也讓華爾街的資本巨頭們表示擔憂。哈里斯在競選演講中將自己描述為“工人和工會的堅定支持者”和“資本家”，相信“自由公平的市場”以及政府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夥伴關係，但華爾街人士很難相信一位資歷尚淺的副總統能在勞資之間平衡。

事實上，哈里斯與民主黨團隊獲得諸多華爾街資本巨頭的支持，一個重要原因是猶太裔金主對民主黨的鼎力相助。猶太裔資本家在政治立場大多支持民主黨，進而通過巨大的資本優勢將支持度轉化為政治影響力。民主黨在好萊塢、媒體、矽穀/科技、金融、知識界擁有很強的主導地位，都離不開活躍并主導這些領域的猶太人領袖。

總體而言，兩黨候選人都在競逐華爾街的支持和資金。特朗普仍吸引了追求低稅收和放鬆監管的保守派華爾街人士，但他個性上的不確定性和一系列潛在風險促使他們重新考量支持程度。而支持哈里斯的華爾街支持者則偏向於更關注金融監管和“環境、社會、治理”（ESG）標準的公司，這些支持偏好體現了華爾街對未來經濟金融政策走向的不同預期。路透社的報道分析稱，不少金融人士希望由哈里斯入主白宮、共和黨掌控國會兩院，他們認為這既能穩定經濟的平和形勢，又能扼殺增稅法案。

兩黨競選團隊正在激烈競逐華爾街的資本支持。據統計，截至10月16日哈里斯的競選團隊籌集了17.6億美元的資金，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則籌集了9.8億美元。若包括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在內，兩黨團隊的差距則明顯縮小（分別為21.5億美元和16.8億美元）。

根據《華爾街日報》對聯邦選舉委員會的資金報告分析顯示， 10月上半月哈里斯團隊籌集了約1.875億美元的捐款，是特朗普團隊的兩倍（9630萬美元）。與此同時，兩黨團隊進入10月衝刺期後也進一步擴大資金支出，哈里斯主要的競選委員會支出了1.659億美元，特朗普方面花費了9970萬美元。這意味著進入大選最後階段，民主黨獲得了相對於共和黨競爭對手的籌款優勢。

然而，根據美國稅收公平組織 （ATF)）在10月28日發佈的報告顯示，億萬富翁對共和黨團隊的捐款遠高於其競爭對手。有150個億萬富翁家庭已經打破了億萬富翁競選支出記錄，捐贈了19億美元來支持總統和國會候選人，這比2020年大選期間600多名億萬富翁捐贈的12億美元還多出近60%。

特朗普比較依賴富豪精英團體，其競選團隊和盟友團體籌集的資金中約有三分之一來自億萬富翁。相比之下，哈里斯的競選團隊和盟友團體籌集的資金中，這一比例約為6%。臨近大選決戰時刻，比爾蓋茨等富豪們此時的出資抉擇也很可能成為“十月驚奇”。“最後一刻籌款”（last-minute fundraising）將進一步推動今年大選兩黨的籌款終額，可能遠超20億美元。
但商業富豪的政治傾嚮往往比普通人更加保守，例如“股神”巴菲特表示此次大選不會背書總統或捐贈資金，還擔心有人“冒充他為某位候選人‘站隊’”。但巴菲特曾在往屆大選中公開支持奧巴馬、希拉里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民主黨選民自然希望巴菲特能在最後時刻背書哈里斯。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同樣公開表示，不會作出總統背書。
      商業巨賈的政治謹慎態度與當前美國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的現狀有關。在美國兩黨對立加劇背景下，若一名華爾街高管表態支持一方，可能將面臨遭到支持另一方的股東、客戶、員工的疏遠。例如據《紐約時報》報道，戴蒙的同事和朋友透露稱他曾私下表態支持哈里斯，且明確表示不喜歡特朗普。“但由於擔心遭到特朗普日後報復，他不願意公開表態。”

聖康坦大學（UVSQ）講師亨尼頓（Lauric Henneton）進一步指出了商業巨賈作出政治背書的麻煩，“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是一名億萬富豪并公開支持哈里斯，這不一定能幫助她獲得更多選票，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因為選民可能據此認定哈里斯代表利益集團”。例如，2016年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就曾遭受類似譴責聲浪。儘管希拉里收穫眾多明星、富豪的支持，但最終特朗普贏得大選。（轉載自“上海美國研究”）